内容简介：

　　本书开创性的提出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范式，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把人力资本引入中国经济发展，用“经济大历史观”的宏大视角来考察，以人均收入为索引分析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经济发展，从而得出新颖并且深刻的结论。作者依据大量的经济数据和严谨的论证做出了理性的预测，提出了重燃“中国梦想”的历史命题。

　　精彩书摘：

　　生产力革命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3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将产生一场生产力“组合革命”。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创造的崛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高增长将依靠制造业持续到2029年。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能否冲出工业经济边际收益递减但又占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困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日本经济那样的长期停滞。

　　中国经济必须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制造业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只有摧毁旧的产业，才能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2029年后，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人口红利的淡出

　　由于人口结构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尽头。从2009年至2049年，假设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预测，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和劳动力三大高峰。总结起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有3个特点：

　　一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判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转折点将在2014年达到，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早。尽管马上达到最高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减少缓慢，使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三是劳动力在2014年左右达到高峰。假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今后40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建国前60年的2%增长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于没有增长，表明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淡出。

　　教育红利的延续

　　中国人口红利消退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大趋势，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教育红利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中国政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按照《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规划，2049年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即实现高中毕业的目标。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人口红利淡出的中国，为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和“下一个社会”的来临，大幅度投资人力资本是在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财政负担加重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中国梦想2.5”，可谓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创举。从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20%，离30%的国际大关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及早谋划未来40年的财政负担，逐步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巨大缺口，个人消费没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过高社保税率的恐惧，同时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体制的供给活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宏大目标。

　　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提出警告：“虽说这场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国虽然还不是发达国家，但同样面临着成本高昂的人口结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担忧同样也适合中国经济。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现金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到2029年正好达到65岁，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申领养老金的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金潜在缺口现在还不明显，但2029年前后会充分显露出来。财政的中长期规划应及早考虑这个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等到2029年以后才开始应对，未雨绸缪将赢得主动。特别是2029年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财政收入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减缓，财政花费的增长还难以预测，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是必然的。

　　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

　　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储蓄率过低，导致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过高；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减速，表明中国受外部冲击仍然很大，国内消费还是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储蓄率过高了。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部分用于出口，而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会减少外部冲击。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艰巨任务。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

　　《重燃中国梦想》

　　作者：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