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一所农村学校任教，县里提拔了一位根正苗红的民办教师来当教育干事，领导全公社的学校教育工作。

　　那时小学已停招了2年，1970年开始恢复招生，那年的新生是往年的3倍，一下子增加了十多个班级，这样，也就需要增添20多个教师。当时村一级的小学，教师全是由村里自行解决，拿工分报酬，不增加国家负担。新增添的教师在村里都是学历最高的，大多是初中毕业生或者从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他们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而且没有教育能力，不知道怎么面对学生上课。开学后，各个小学一片乱哄哄，新老师对付不了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有的来向文教干事诉苦，有的干脆不辞而别，回到生产队里，重新去捏锄头柄。

　　新老师普遍不能胜任的情况，我们几个在公社中学教书的教师看得一清二楚，课后谈起此事，感到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应该站出来，为全公社教育事业出份力，主动挑起培训教师的担子。当时我和老卢、老张两位老师一起向教育干事进言，提出利用休息日集中培训和平时进修提高的设想，教育干事在一筹莫展之际得到我们的建议，十分兴奋。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公社自办的培训班就在紧锣密鼓中筹办诞生了。

　　当时极“左”思潮还很严重，钻研业务、全心投入教育的并不一定被看好，还随时有可能被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为此，我们首先考虑到要给这个培训班正名。我们是为革命、为下一代而学习，提高教育业务，于是就取名为“红师班”，强调“又红又专”的办班宗旨。这样既解除了教者和受教者不必要的顾虑，又排除了可能滋生的外来干扰。

　　在学习内容上，我们从新教师的实际出发，急用先学，把课堂教学的一些基本规律、教材要点难点，让有经验的小学低段老师来讲授、分析。属于知识技能提高的这一块，则细水长流，安排在规定的课余时间，由我和老卢、老张分工兼教。与小学语数有关的许多知识和技能，对这批“老师学生”来说，常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切实联系小学教学实际，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尽量把课上得生动活泼、实在管用。使他们在胜任教学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从而增强当一名称职教师的信心。

　　在各地中等师范学校关门、老教师陆续退休，师资短缺日益严重的年代，我们不怕非议，自行办起“红师班”，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积极举动，受到上虞县教育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县里派人前来总结经验、开现场会。信息传到省里，省教育领导也作出了“一个公社因时办起红师班，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好经验，要大力推广”的批示。直到文革结束，中等师范又恢复招生后，我们的“红师班”才算完成使命，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