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梅同志走了。她躺在鲜花丛中，安详地走了。面庞虽然经过化妆，但仍然难掩其瘦。昔年一副大家闺秀风采，瘦得脱形了。

　　十年前，１９９８年重阳节，是我见到雪梅同志最后一面，也是她亲切唤我“小陈”的最后一次。她应邀出席报社招待老领导茶话会，结束回家，刚好让我在电梯里碰上了。“小陈，你好！”她主动开口，主动伸握，使我受宠若惊。忙说：“呀！您怎么还叫得出我？”“哎，大名鼎鼎嘛，我怎么会忘记？”那年，她７６岁，离开报社，居家休养，已有１６个年头。依然齐耳短发，靛蓝对襟。她的装束神韵，终留有双枪女将的飒爽英姿。

　　我是一名工农兵学员。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正式向报社报到时，报社还在众安桥。雪梅同志代表组织迎接我们并讲话。她口齿清爽，语速平缓，普通话不带半点儿地方口音。她的首长表情，是一丝不苟的。说着说着，漾开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她介绍了身边鹤发童颜的厉德馨。她说，老厉曾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以前为本报写过社论的。过了几天，我获悉自己岗位是在检查组，心里不乐，去找雪梅同志。她说：“你想跑采访是吧？那好！你想跑哪一条线呢？”我一时语塞。慌不迭，我说：“我在解放日报实习时是在工交组。”“好吧，那你就去我们的工交财贸组报到好了。”于是我跑了１１年的工交线。

　　记得１９７４年，一个初冬的夜晚，雪梅同志来到工交财贸组查夜。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就问：“老戈呢？”戈学清，当时任通联，每晚都来办公室。当年规矩，按厉德馨说的，编辑部大楼晚上就应该是灯火通明！所以，“老黄牛”老戈此类，在领导心中，自然备受关注。我惊慌起立，如实向雪梅同志禀报：“老戈爱人管秀英，杭州第一棉纺厂挡车工，今天上班，挤电车，被挤下，摔在马路上，摔成脑震荡，住院了，他要陪她。所以没来报社。”雪梅闻之，脸庞煞白，拎起电话叫车。当时报社惟一的豪华交通工具是一辆小华沙，载着党对一名职工家属的挂念，从报社新地址体育场路，向地处浣纱路的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疾驰而去。当时天空正下着细雨，湿冷！湿冷！张雪梅，一脸严峻，步入急症观察室，见管秀英身边没有护士，只有老戈一人，问道：“护士呢？怎么没有床单？”护士闻讯，连忙弄来一块白被单将管秀英盖上。一双挡车女工冰冷的胖手，由一位素不相识的老革命，一位来自报社高层领导者的火热的瘦手，摸捏着，摸捏着。良久，她发话：“不行！太薄了，要着凉的。”老戈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她瞥了眼盐水瓶和记录单，断然站起，招呼我和司机跟她走。她回去抱了家里的棉被，回医院亲手给管师傅盖上，又安慰了几句才走。戈学清，一个魁梧的大男人，身子居然像棉纺厂里的一枚纱绽，哒哒哒哒地抖，没办法停下来。泪珠儿啪啦啪啦往下掉，将他米黄色卡其布中山装，浸湿一片。

　　非常荣幸，我到过五七干校。

　　地点在临安龙门，校长就是雪梅同志。她待我们可好啦，吩咐“火头军”隔三岔五煮红烧肉慰劳大家。她自己不吃，每天只煮１０根挂面，两片面包，一勺葡萄糖粉，就是全天食粮。但照样同我们一样，每天上山，挖土、垒坎、种茶，真是奇迹。有一回，她得知我抬石头闪了腰，严命我回杭治疗。见我一直没去，她一直挂在心上，见了面就要问，我无法回答，只有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