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我在一阵鞭炮声中踏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途，在诸暨牌头镇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10多年。记得有一年我在当地的坑西煤矿挣了4000多个工分，到了年终生产队里也只领到了80元的分红，不过在当时，村里的“排富榜”上还显赫写着我的大名，因为我不是找出户，而是找进户，那时的生产队习惯将年终结算时的找进与找出作为贫富现象的分水岭。说实话，我那时还向公社递交过“铁心务农”的决心书，还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了好几天。但人心不是铁做的，到了后来，我穷怕了，于是在我的灵魂深处开始与“绣地球”敬而远之，有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想法，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仍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快30岁了还坚持不找对象，一心想离开这片“广阔的天地”。后来看看自己“跳龙门”确实无望，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凤。

　　凤小我整整7岁，一米六五的身材，长发齐腰，是王家井镇某村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追她的小伙子排成了队，自我们见面后，双方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一日，我父亲的朋友自告奋勇在牌头金家山头村自己的家中张罗了一桌还算丰富的中餐，把凤她爹、我父亲和双方介绍人请了去，就在这桌决定我告别单身生活与否的中餐上，长辈们作出了“百定百接”的决定，即100元定亲、100元接亲。附加条件中有一项内容是由男方出资购买一台缝纫机。当时缝纫机是结婚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凭票供应，十分紧俏，蛮吃香的。这次“金家山头会议”特拟定了一个双保险的办法：缝纫机一旦在牌头上市，男方想办法买进，若在王家井上市，则由女方想办法买进。为确保购买缝纫机的计划万无一失，由我父亲先将100元钱交给了凤她爹保管。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市场上缝纫机连个影子也没有看见。半年过去了，缝纫机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我们和牌头供销社百货商店的实物负责人美英同是杭州人，家乡人好说话，美英一口答应我父亲，一有缝纫机立刻会通知我们。到了这年秋季的一天傍晚，美英果然捎来口信说，缝纫机刚到了几台，但要供给原先持票的顾客，牌头丝厂的一位领导让出了一个名额，要我父亲快点去买！父亲高兴极了，从农校步行3里多路赶到我接受再教育的地方，让我明天一大早赶到王家井去，去把那100元钱取回来。这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看来年里正儿八经好办喜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骨碌起床匆匆往凤的家里赶，三十里路，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走到了。那个年代的人体结构仿佛就是为步行而设计的，不管走多远，都不会感到腰痛背酸。

　　天有不测风云。当我高高兴兴地向准岳父说明来意时，我分明看见准岳父的脸一下子由晴转阴，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我可敬的准岳父见缝纫机迟迟不来，就把钱暂用于购买化肥农药和一家八口的日常生活用品了。缝纫机千载难逢，必须得买，但当即要拿出100元，一时半会是凑不齐的，咋办？准岳父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钱从下村借到上村，到了中午时分还差20多元。一旁的我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空手回去吧，父亲兜里也没有钱了，不光买不成缝纫机，还要挨父亲一顿臭骂；继续在凤她家等下去吧，我岂不成了呆女婿？正在进退两难时，准岳父的吃奶儿子宇来作客，真是及时雨、大救星，他的到来，让我当天下午赶回牌头买来了那台翘首以待的西湖牌平板缝纫机。

　　说到这里，是个明眼人也就猜着了，接下去的日子，岳父一家态度对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理也不睬，后来连介绍人上门送结亲日子的一个个礼包也被丢进了门前的阴沟里。唉，这都是那100元惹的祸啊！

　　为挽回残局，我动员了一切可动员的力量，采取了一切可采取的补救措施，最终让凤在当年“飞”进了我的草窝里，并相爱至今。

　　三十年光阴荏苒，那台缝纫机早已被尘封，家里上千元上万元的大件商品也多了起来。凤50岁那年穿上婚纱和我补拍婚纱照时，在定格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凤一脸幸福洋溢的样子，那场“百元风波”的情景又不知不觉爬上了我的心头。是啊，生活变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