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六十年代初，他响应号召，将一家子的户口从城镇转回农村。母亲起初暗自垂泪，后来也理解了他。

　　父亲二十几岁时，被派到全县最偏远的山区工作，担任人民公社社长。那里交通闭塞，他本就是农民出身，凭着满腔热血和一颗真心，与群众同甘共苦。山里人纯朴、重情义，他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后来，父亲调到交通较为便利的县东部区域，先后担任公社社长、书记。那时我正上初中，十三四岁，记得父亲特别忙。信息闭塞的年月，农民主要靠广播了解政策。父亲常常早晚在广播站开“广播会”，讲党的政策、病虫害防治、防汛抗灾。他蹬着一辆旧自行车下乡，看见农民在田里插秧，便把车往路边一撑，裤腿一卷，下到田里。

　　退休后，父亲回老家住在三间泥墙房里。村里老支书年纪大了，年轻人一时接不上，青黄不接。组织上请他出山，他二话没说，又当起了村支书。等培养出接班人后，他又适时退下来。卸任后，又被乡里请去敬老院当院长。

　　父亲乐观、和气，待人接物总带着一份豁达。他很少抱怨什么，也从不炫耀什么。他没享过什么福，却让我既敬仰，又愧疚。敬仰他一生干干净净、坦坦荡荡；愧疚的是，作为儿子，我给他的回报实在太少。

　　梨花年年白，松柏岁岁翠。父亲，我想您了。

　　陈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