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淳安女童章子欣事件，成为近些天头条的社会新闻。

　　已经有更多人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事件可以过去，检讨和反思应该继续。然而，社会成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我更愿意从留守儿童方面去分析。

　　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让80%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大量涌向城镇。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打工潮”风卷全国。城镇人口从1.5亿不到上升到8亿多人口。

　　相比城镇化快速发展，乡村发展滞后甚至衰退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过程中，大量的留守老人，尤其是留守儿童，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也是城镇化巨大进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作为一名老记者，对农村比较熟悉。十几年前跑农村时，最让我心酸的是看到留守儿童的情景。那时的浙江农村，留守儿童是个普遍现象。走在乡村，进入农户，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农房还比较简陋，环境比较肮脏，物质精神比较贫乏，特别是有不少儿童长期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那种孤独、无神、无助的眼神，多少年后也挥之不去。

　　退休后，我在浙大继续教育学院教乡村振兴内容课程时，都会强调一个观点：一个留守儿童会毁了三代人。我致力于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乡村振兴和推进城镇化一个非讲不可的话题，从未遗漏。

　　一直以来，我在浙江农村不间断走动，最大的欣慰是留守儿童逐渐减少，不禁为浙江进步而自豪，为农村发展而高兴，为乡村儿童而欣慰。

　　这一次章子欣的悲剧，再次引发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这意味着只要这个群体还存在，类似的悲剧就可能覆辙。浙江作为沿海省份，城镇化和乡村各方发展都走在前列。相比之下，留守儿童问题有了很大改善，但全国乡村留守儿童仍是一个现实问题。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重点还在城镇。只有尽全力解决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解决其子女读书教育的实际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帮助留守儿童留在父母身边，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从人性关怀来说，尽可能让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一起生活，是全社会最起码的文明程度要求。或许，这也是章子欣事件留给社会的最大告白。

　　再去埋怨章子欣的家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社会成因的检讨和剖析，唤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才更有价值。任何有社会价值的悲剧发生，若用社会进步来补偿，也算最大的安慰了。

　　浙报集团原副总编辑 徐峻

　　留守儿童：绕不过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