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

　　1978年我进复旦读书的时候，一些名教授都还在为本科生开课。可惜的是，贾植芳老师此时刚被摘掉“反革命”帽子，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即使有幸在路上碰见，我们也是“相见不相识”。

　　在前辈学者中，贾植芳的苦头，吃得是算多的了。这位“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由于天生傲骨，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第二次是抗战期间，1944年在徐州搞策反时，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3个月后因日本投降而获释。

　　1947年，他又因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

　　解放后，贾植芳到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却因胡风一案株连，第四次关进监狱，直到1966年才出狱。

　　贾老讲话风趣幽默，为人乐观通达，不少人以为，长期的监禁生活，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阴影，其实不然。一次贾老住院，迷糊中，出现了幻觉，以为又进了监狱，便高声骂起来。他骂医生，骂护士，骂同病房的人，骂来看望他的人，直到吃了镇定药，才安静下来。

　　身系囹圄，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一位同学文革中曾被打入“劳改队”关押，而今已做教授，睡梦中有时还会被恶梦惊醒，更何况贾老一生曾遭四次牢狱之灾。不少人恶梦缠身，潜意识是“惊”和“吓”；而贾老反映出来的，却是“怒”和“骂”，而这正是贾老内心的桀骜所显。贾老的妻子任敏曾撰文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过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没有了过去的文弱的书生气，变得比过去更壮实了，他不像学校里那些被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那样的神情沮丧，畏首畏尾。他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正常人。他没有罪，问心无愧……无所畏惧。”

　　八十岁时先生写自寿联，上一句便是“脱胎未换骨”。贾老能饮、烟瘾也很大，有人向贾先生讨教“养生”经验，他宣扬的常是王瑶先生的观点：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贾老能活到93岁，靠的不是常规式的保养，仗的就是这股正气和这身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