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在新四军金萧支队干革命，等到全国解放后，征得领导的同意，我又回到教育岗位。

　　学校要我教自然课。小学生对周围的一切，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不管是看到或是听到，还是想到的，总想问个水落石出。我们学校的老师遇到孩子的提问，都叫他们来问我。

　　为了解答孩子的问题，我只好与文艺小说分手，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畅游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为借科普读物，我成了杭州图书馆的常客，曾先后摘下300多万字的笔记，又剪贴好10本《剪报集》。这样一来，同学所提的问题，我都能有凭有据地回答出来了。

　　后来，杭州市凤凰山小学办初中班，领导叫我教生物。要给学生一杯水的知识，自己必须有一桶水的学问才行。于是，我不怕八十岁学吹鼓手，积极报名参加当时的杭州教师进修学院。

　　1980年，我教学生要“从小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我先组织一个科技小喇叭广播组，每天早上给同学说些科学家的故事，讲点自然界的小常识。如天为什么会下雨，向日葵为啥要朝着太阳转？同学们听得很高兴，还亲切地叫我“科学老师”。我告诉他们，这些问题，大多可以从《动脑筋爷爷》和《十万个为什么》中去寻找，并规定谁找出答案，就让谁去广播。这样一来，同学们看科技书的兴趣便浓厚起来，有人把节省下来的钱托我去买书，在一个学期里，全校同学就买来49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