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们发明了“再生邮票”和“撅腚茶”。

　　1969年我16岁，3月我响应号召去了黑龙江，那是个狂热的年代。杭州的冬天很冷，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五六天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冷，两只脚全都冻肿了，我们惊喜地看到冰河上竟然开着汽车。

　　接着三四个小时的汽车，又步行2小时，到了一个没有路没有灯的村子。晚上伴着狼嚎入睡，脸盆暂时当起了尿盆，没有谁敢冒险出去方便。哪怕白天也不敢单独出门，有个骑自行车的姑娘就曾被狼跟踪，她快狼也快，她慢狼也慢，幸好不远处有个村庄。

　　刚来的时候没有经验，知青在打水时不小心把手弄湿了，紧接着去摇铁柄的辘轳，等水打上来时，手猛地一拿开，一层皮就撕下来了。

　　我们的住宿条件差，姑娘家只能用麦秸和豆秸烧炕，炕稍微热些，我们便立马戴着棉帽钻进被窝。黑龙江的冬天室外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后半夜炕就冷了。第二天冻醒，发现墙上挂着一层霜，我们的被子已经和墙壁紧紧冻在一块了。

　　那里有多冷你们是难以想象的，茅坑里的大便会堆积起来像个金字塔，方便之前必须用铁镐把“金字塔”敲掉，不然会碰到屁股。

　　我又是高度近视，一进屋子眼镜片上都是雾气，连塑料镜框都撑不住热胀冷缩，断裂过很多次。在没有眼镜戴的时候，我经常把苗当草除掉了。

　　若是在8月的日头下，割麦任务繁重，大家都口干舌燥。草丛中有若干个小水坑，其中孑孓无数。我们拿出了手绢，放入水坑，水渐渐渗透手绢，把小虫过滤在外，大家都跪在坑边，臀部高抬，低头掬水而饮，我们称之为“撅腚茶”，成为草甸上的一道风景。

　　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便是通信了。为了节省邮票，不知谁想出个办法，信封贴上邮票后，在上面刷上一层胶水，等胶水干了，邮戳盖在上面。对方收到信后，把邮票剪下来放到水里一漂，胶水没了邮戳也没了，可以再次利用。

　　最后连“再生邮票”都没有的时候，我只能画了一张邮票，托邮差小黄寄出去，最后还是“邮资不足”被退了回来。

　　为了回城，知青们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有真假结婚的，有装羊癫疯的，有在尿里放点血的，他们都如愿以偿地回家了。而我，即便打了几年报告，病情比别人严重得多，依然还留在那里。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屋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而悲剧的根源来自何方，却说不清楚。

　　然而生活里也有魔法的吧。4年后，我竟然奇迹般被批准回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