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重大罪状之一就是伪造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人帮”为什么要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意图是什么？本文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和说明。

　　“四人帮”大肆宣扬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按既定方针办”

　　这个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最早公开出现在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 “两报一刊”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中。

　　“四人帮”在伪造出毛泽东的这个临终嘱咐后，就大肆宣扬起来，使它成为舆论宣传的主题和中心。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北京、上海的7种报刊，刊登宣扬 “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计有236篇。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泄露了天机。这篇文章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锋芒毕露，矛头直指当时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并骇人听闻地把一顶 “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这是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急于取代和打倒华国锋的一个信号。

　　直接当事人陈斐章坦言“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由来

　　华国锋看到这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和在报刊上的大肆宣传，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听到了。若情况是这样的话，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江青既然听到了这个遗嘱，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会上的《悼词》稿时，她不提出来，要求写在这两份最具权威的文献上，而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公布和大肆宣传呢？

　　那么，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不是 “四人帮”伪造的呢？按实际情况这应该分两层或两个问题来说：一、把这句话说成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确实是 “四人帮”的伪造；二、就这句话本身来说，它还是有其出处和来历的。这里，我们谈谈我们听到的情况。

　　因工作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有幸与陈斐章老人一起共事，相处甚洽，既经常互相讨论又向他请教。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 “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做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觉得应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陪见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留下来汇报近期工作。在华说到总的形势大好，但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时候，毛泽东当即给华写了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三句话后来成为华国锋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

　　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由于 “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其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 “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 “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 “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 “不要着急”，至于什么 “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便顺连其意，写成 “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事后，他却将责任推到陈斐章身上，把陈叫到办公室批评指责。陈斐章性格耿直，脾气倔犟，接受不了这种无理的批评指责，一怒之下夺门而出，离开计委。

　　毛泽东逝世后， “四人帮”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和继承毛泽东遗志的 “正统”，居心叵测地把因记录有误而造成的“按既定方针办”抓来，确定为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这句话在《讣告》和《悼词》中是没有的；并把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作为当时的宣传主题和中心，连篇累牍，大做文章，从而使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像一张 “天网”一样笼罩了中国大地。

　　华国锋十分清楚 “四人帮”大力宣传 “按既定方针办”的用意。10月2日，他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把原稿上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并且指出，原话是 “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错了3个。这显然是华要求今后不要再讲也不能再讲 “按既定方针办”。张春桥却赶紧跑出来说，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果不其然， “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批示不屑一顾，继续照样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0月4日 《光明日报》在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梁效的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可谓其势汹汹，杀气腾腾。

　　这就是陈斐章老人所谈的 “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来历。粉碎“四人帮”后， 《光明日报》等许多报刊的主编和宣传 “按既定方针办”有关的人都受到清查或处理，而陈斐章却没有受到什么追究。不过，20多年后，陈斐章提及此事心中仍有不安。由于陈的一时疏忽，让 “四人帮”钻了空子，使他们有一个可乘之机，抓住一根稻草——当然，这后来也成为他们伪造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一条重大罪状。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究竟讲没讲 “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把原稿上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了。而据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说，粉碎 “四人帮”后，组织和很多群众认定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讲了 “按既定方针办”，因此遭到严厉和残酷的整治。她在所写的两本书中，即《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都有一节，叫做《虔诚与毁灭》，其内容相同。章含之说：

　　写进联大报告和在联大讲没讲，这是不同的两回事。混淆这两回事是违反常识和情理的，是不应该的。在9月28日讨论联大发言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根据某政治局委员的这种意见，而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了联大报告。乔冠华在9月30日启程时，等不及中央批复，随身带走了这份修改稿。他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留的便条说：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这表明，乔冠华把写进报告和讲不讲分得很清楚，他在等待中央的最后意见。

　　章含之说，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10月4日上午她听到外交部有关人说“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说“乔冠华秉承 ‘四人帮’的旨意，把他们炮制的 ‘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时我无法和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没有任何调查就 “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

　　然而，《人民日报》在报道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中真的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吗？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包括章含之女士，都应该去查看《人民日报》，即去核实一下。仿佛当时没人去做这个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能解决问题的事情。最近，笔者因写文章的需要，到图书馆去查阅1976年的《人民日报》。10月6日的头版全版刊登的就是“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电”。通栏大标题：“中国政府继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副标题：“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不是摘要，是全文。对这篇全文，笔者认真地通读了几遍，没有发现其中有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章含之女士始终没有查阅当时的 《人民日报》，而在乔冠华逝世后，她却抱着为自己丈夫洗冤的强烈心愿，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去查对。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查对，章含之发现乔冠华的发言，不论中文记录，还是英文翻译，都没有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她喜不自胜。她说：“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实际上章含之只要查一下1976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就可以证明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据《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