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现代化通讯工具快捷、方便和准确，给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带来了高速高效。我在十分羡慕的同时，回忆起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事新闻工作时用电报发稿的往事。

　　温州离杭州比较远，那时的交通也不方便。当时，我所在的浙江日报驻温州记者站尚未配有传真机，更没有电脑，因此，所写的稿子都是邮寄的。从温州寄到浙江日报编辑部一般都要好几天，往往因此影响了稿件的时效性。为了使自己采写的稿件及时发到报社，要么用电话，把稿子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报过去，由编辑部负责通联的同志接听记录，整篇稿件报完后，再由记录的同志念回给我对一遍，这才算完成发稿任务。篇幅较长又要急发的稿件，只好用电报发稿。我先将稿件一字一句地抄到电报纸上，再送到温州市信河街邮电局发电报。为了防止误译，还要等电报员译好整篇稿子后才能回来。这样不仅费时又很费力，真是一份苦差使啊！

　　记忆最为深刻的是1977年11月20日，在平阳县鳌江邮电支局发稿的那一次。1977年11月16日，主持温州地委工作的书记率领温州地委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和机关干部700多人，肩背铺盖，自带“毛选”，深入到平阳县的种玉、塘川、城西、雁门、钱仑等5个公社和鳌江镇蹲点，调查研究，在生产第一线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与广大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一起劳动，进行三大革命实践。各个蹲点的工作队一开展工作，便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当时，浙江日报驻温州记者站也随地委机关搬到鳌江镇办公。我们及时将这个情况向报社汇报后，报社领导便来电要求马上发稿。于是我们采写了一篇《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温州地区机关搬家干部大下》的2100余字的长篇报道。11月20日上午，稿子送经温州地委领导审核后，即去鳌江邮电支局取来了电报纸，将稿件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到电报纸上（一张电报纸只写50个字），反复核对无误后，才去吃中饭。下午1时许，到邮局发电报时，柜台营业员一看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十分惊讶地说：“这么多啊！我第一次见到发这么长的电报！”我便恳切地说：“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稿件，急需发往杭州《浙江日报》，请您给予大力支持！”他看我如此认真又这么恳切，便说：“那好吧，但要请您在此等候我们翻译，因为可能有的字看不清楚，需要与你当面核对清楚才能译报，以免误译。”没有办法，我只好在邮局足足呆了近2个小时，才一边道谢，一边拿回电报款的报销单据，高兴地离开了邮局。就这样，从上午一直忙到了傍晚才将稿子发到了报社。11月22日，《浙江日报》一版的显著位置以较大的篇幅刊登了此稿。温州地委领导和下去蹲点的机关干部看到后，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好评。

　　这次发稿，使我深切地体会到，用电报发稿虽然费时又很辛苦，但它能使稿件快速发到报社，及时见报，给自己带来了无比的欣慰和开心。这就是电报发稿苦中也有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