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深秋，抗美援朝节节胜利，祖国人民欢欣鼓舞。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召开职工大会，号召职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写慰问信，和志愿军建立友谊。

　　那时，我是个20多岁的小青年，对中国人民志愿军非常敬佩和崇拜。当天晚上，我就写好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署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通讯地址。在信末我一再要求，请收到信件的志愿军官兵无论如何都给我回信。

　　此信发出不久，我收到一封从抗美援朝前线寄来的信。我连忙拆开，先看信末的署名，只见志愿军番号后面写着孙继和、周约翰两个名字。然后我才一字一句地阅读信件内容。信不长，字也写得不是太好，文字也不太通顺，但信的内容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信中说，他们是在坑道里休整时匆匆忙忙读信的，还简单地叙述了他们所在连队的战况，并希望同我建立通信联系。自那以后，我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月就给孙继和、周约翰写一封信，直到抗美援朝胜利，孙、周两位随所在部队凯旋回国。

　　孙继和、周约翰回国不久就分开了，孙继和复员后到唐山市一家造纸厂工作，不久与田恩秀结婚成了家。从此，我只与孙继和通信，与周约翰失去了联系。

　　1974年4月底，我邀请孙继和夫妻俩到杭州来欢度“五一”劳动节，他们住在我家里。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好像老朋友一样，并不觉得生疏。他们夫妻俩在杭州呆了十来天，游览了杭州的名胜古迹，加深了我们两家之间的友谊。

　　1974年下半年，我出差到唐山，住在孙继和家里。这时，他们已经养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俨然是个大家庭了。1975年9月底，我利用休假的机会，带着我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李忆农到唐山孙继和家作客，在孙继和及其家人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唐山的街市、商场和一些景点。随后，我们父子同孙继和与他的长女孙丽娟一起到天津、北京游玩了一趟。通过这几次互访，增进了孙、李两家的友谊，我儿子也和孙家的儿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使父辈的友谊得以延续。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大地震。消息传来，我们一家人都为孙继和全家的安危担忧，当天就打电报去询问灾情，但没有回电。随后我又接连几次打电报、写信件，始终未见回电、回信。由于当时没有电视，更不通电话，我们在杭州根本不知道唐山城市已破坏殆尽，邮电通讯已全部中断，哪里还能收到信、电回复。我们只能空着急。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南京寄来的信件，才知道孙继和一家遭受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无限悲痛笼罩在我的心头，孙继和在来信中告诉我：他的妻子田恩秀和二女儿孙丽宏、小儿子孙建军，在地震灾害的当天就殉难了；孙继和与他的大女儿孙丽娟压在房梁底下，被救援人员抢救出来，幸免于难。孙继和在救助人员的帮助下，就近掩埋了妻子儿女后，同大女儿孙丽娟一起，被送到江苏省南京市救治，待病情稳定后，孙继和才给我写信，以免我们记挂。在接信后的第二天，我就安排儿子李忆农到南京去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孙继和父女俩。此时，孙丽娟已基本康复，孙继和则因腰椎伤势较重，尚需继续治疗，只能拄着拐杖走路。

　　孙继和父女俩回到唐山以后，在原址修建了房子。后来，孙继和与在地震中失去丈夫的牛素英结了婚，组成了新的家庭。1988年春暖花开时节，孙继和偕夫人再次来到我家，在杭州玩了几天就回唐山了。这是我们通讯、交友以来的第四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1993年，孙继和因病去世了。

　　如今，我已年逾八旬，又一次经历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痛。在这抗震救灾不断取得成果之际，不禁想起了唐山大地震的灾民孙继和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