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宜老师是我绍兴一中的同事，说是同事，其实有点不太自量，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刚进一中的后辈，而她，虽只比我大了五、六岁，却已是有名的高三“把关”教师了。我们同在一个教研组，我对她的学识和为人非常敬佩，令我终生难忘。

　　1953年，春节刚过，我从卫校调到一中，被分配教初三语文。这对一个只有半年教龄的青年教师来说，难度不小。别人建议我向陈允宜老师讨教。记得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去向她求教，谈话内容已经忘了，但她的坦诚热情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她把以前教初三的教学要点等资料，毫无保留地都给了我。

　　在３年困难时期，我带３个孩子在学校食堂吃饭。我用一只中型钵头在食堂蒸饭，拿到教研室吃。我总是先喝一碗上层的水，然后与孩子们分盛下面比较厚一点的粥，天天如此。这并不是我们的定粮不够吃，而是因为没钱买高价粮票，只能控制食量，用来补贴在兰亭林场从事体力劳动的亲人，让他能吃饱一点，否则是挺不住繁重的劳动的。细心的陈允宜老师注意到我们的窘况，不时塞给我二斤、三斤粮票，并轻轻地说：“让孩子们吃饱！”

　　当时教师每月定量27斤，个别人即使有余粮，谁肯接济“另类”家属而背上“立场不稳”的罪名！

　　那时物资紧缺，日用品都发票子抽签配给。偏偏我仅有的一双雨鞋破了，雨天穿上，就往里面灌水。我又顾全面子，不敢赤脚。下雨天就穿着破雨鞋去学校上班。到了教研室之后，用破布揩干脚，再穿上布鞋去上课。这样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陈允宜老师暗暗塞给我一张套鞋票说：“是我妹妹从居委会抽签得到的，你去买套鞋吧。”

　　最后一次和陈老师接触是一个春天的星期日，她突然来到我家。我以为有什么要事，感到很意外。她一进门就对我说：“我来看看孩子们。”那天，我正好买了几只麻雀给孩子们开开荤，就留她吃中饭。她也就不推辞，破例在我家吃饭。这是我跟她最后的一次会面。

　　不久，她就被调到了东浦中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老校长钱叔亮先生说：“陈允宜老师调出一中，是一中的莫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