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全程贯通的消息，我十分兴奋。这一特大喜讯，勾起我青年时期一段辛酸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父亲突患急病不治身亡。我们母子俩无经济收入，生活十分拮据。1942年我只有15岁，因缴不出学杂费而辍学在家。幸好，在上海谋业的舅父来信，要我赴沪学业。但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占中华大地之际，上海、杭州相继沦陷，沿途岗哨林立、盗贼横行，很不安宁。后来听说钱江大桥被炸，火车不通，汽车停运，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困境下，偶然得到一个信息，可以通过海路到海宁，再乘汽车到上海。当时有一个带路人——俗称“包头”，我即刻上门求助，与其约定时间，付清旅费，回家作好启程的准备。

　　那时，虽然各条陆路、水道都被日寇封锁，但“包头”他们就是利用了杭州湾钱塘江这条通道，往返于上海，犹如现在的偷渡，用小船迎送客人。有一天，接到“包头”来信，要我下午赶往10公里外的倪家路村，找一户船主家集合。待我赶到集合地，那里比我先到的有小孩、妇女、老人与年轻男女等三四十人，此时我心里放松了许多。晚饭前，船主向众人宣布：去海边必须待天黑，路上不能大声说话，因国民党军警担心壮丁外逃，必须避开他们的检查。待天黑，大家鸦雀无声，冒着毛毛细雨，迎着狂吼的西北风，踏着泥泞的小路，艰难地走向海边。

　　海面上隐隐地能见到一座黑影，那就是把我们偷渡到对江去的帆船，它的动力是三道风蓬，又有很高的三支桅杆，人走下船仓，仓比人高出一个头，盖上仓板，看不见天，听不到声。大人小孩，男女老小挤在一起，待了个把小时，水涨了，船慢慢离岸，船身开始颤动。船行驶约莫一小时后，风大浪急，帆船颠簸得厉害，仓里开始有人支撑不住了，不停地呕吐，仓内一片狼籍。突然间，仓板掀开，船工向我们大声呼叫，对面发现一艘可疑船只似海盗，冲着我们驶来，大家要作好防备。话声未完，仓里一片怨声、骂声和叹息声，我当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心想，真遇上海盗怎么办？在这茫茫大海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听天由命了。身上带着百余元法币（国民党货币）是家里拼凑的，必须设法藏匿。于是，立时将货币卷成笔状，找到仓板洞，将其塞进，外面用烂泥封住。有一部分妇女老人，在求神念佛，祈求上苍保佑，满仓人忧心忡忡。大概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船工又在甲板上大声呼喊，冲过来的船已经与我们擦肩而过，虚惊一场，大家放心。听了这个消息，全船人如释重负，愁容烟消云散。

　　这样吵吵闹闹地过了一夜，大伙睡意全无。待到东方发白，旭日东升，虽未见到北岸的踪影，大家好像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灌满风力的帆篷，使帆船朝着北岸挺进。海里白浪滔滔，并听得船行的吼声，一直到下午四时左右，船才停靠在海边。因潮汛小，船靠不拢码头，就停在浅滩处，船上客人都卷起裤腿，脱去鞋袜，不管寒风冷水，个个精神抖擞地跑上岸去。待到上岸，才想起一夜未进食，立即向小卖部买吃食。

　　填饱肚子后，在“包头”的指引下，进入一户农民家住宿，遍地铺着稻草，一只墙角，放一条既旧又脏的棉被，夜晚男女老少挤着，过上一晚。翌晨起身，随便吃了点心，背着行李，手拿“包头”发给的《良民证》与防疫卡，向黄泥公路旁的一间茅草房走去……那就是去上海的汽车站，门前站着两个伪军，搜查证件，“包头”赶忙上前，用钞票进行疏通，使我们顺利登车。上路后，行一段，停一回，沙石公路也是千孔百洞，摇摇摆摆。到上海时全车客人身上脸上都是泥灰，面目全非。

　　这次出门，是我第一次横渡杭州湾，费时二天二夜，路上遭遇如闯鬼门关，总算留得一条小命。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如今，等杭州湾跨海大桥竣工通车，我决计亲身去此世界第一长桥兴高采烈地游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