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战线滚打了大半辈子，直至退休。然而，我的成长与进步却离不开广播。

　　1967年8月初，农村的“双抢”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天，我参加了大队召开的一个生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双抢结束不松劲，一鼓足气搞秋增”。我不仅亲身参加了这场生产运动，也深深地为干部群众的那种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夺高产的精神所感动。晚上，我坐在油灯下，忍受着天气炎热和蚊虫叮咬，为宣传队创作了一组文艺节目，并写了一篇题目为《联丰九队秋增忙》的广播稿。第二天一早，我将广播稿送到大队，经党支部领导审查盖章后，投向了公社广播站。当天下午，我就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写的稿件。虽然文字上有很大改动，但题目、内容都大致相同。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广播稿，队长和全队社员听了后，都很受鼓舞。

　　从那时起，我的业余时间又多了一个活动，就是写广播稿。1976年，县里要来联丰大队推广沼气池。起初，社员们都不愿接受这一新生事物。我及时把试点经验写成一篇通讯，分别被公社和县广播站录用，并受到了大队领导的表扬。以后，我写的广播稿不仅向公社广播站投，并大胆地投向县广播站，每录用一篇，我就会高兴好几天。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站录用稿件是不发稿费的。有时，寄来一本小型笔记本，封面上还印有毛泽东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至今我还收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