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浙江大学闹学潮，竺可桢受命于危难之际，做了13年浙大校长，呕心沥血，和浙大风雨同舟。

　　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

　　1945-1949年，我负笈浙江大学，耳闻目睹竺校长对学生的热情关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1946年6月13日，杭州市大中学生举行“反内战要民主”爱国大游行。国民党最高当局见后院起火，暴跳如雷，责令浙大开除为首学生，竺校长虚与委蛇，阳奉阴违，终将他们保护下来。

　　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等四个学生被捕，竺校长得知后，即刻四出奔走，多方营救。10月29日，于子三惨遭杀害，竺校长在校医李天助和两个学生代表的陪同下，去监狱探视，目睹惨状，悲愤交集，几乎晕倒，李医师给他打了一针，才逐渐恢复神志。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上书：“于子三在监狱以玻璃片自杀身亡”，要他签字。竺校长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并义正辞严地呵斥俞二人：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用以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你们应该负责。然后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签上自己名字，拂袖离去。

　　国民党当局不让公开为于子三出殡，竺校长同意先在校内立于子三衣冠冢，躬亲衔哀吊祭，深切哀悼。以后，当《申报》记者询问于子三是否自杀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于子三是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并顶住了重重压力拒绝更正。竺校长在当时风雨如晦、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披肝沥胆，仗义执言，非常难能可贵。

　　审时度势离开浙大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天阴沉沉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8点多钟，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听到楼下有同学高声喊叫“竺校长要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宿舍里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跑了出来，我急忙下楼。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雨伞摇曳。我跟着大家，快步走到学校东大门旁边的竺校长寓所。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传达室人员，他了解情况后，即刻上楼向竺校长汇报。不久，竺校长从楼上下来，站在大门口。他戴着一幅白框眼镜，穿一套淡灰色西装，面色红润，慈祥融和，庄重儒雅，气宇轩昂。当我们中的几个带头同学说明来意、提出希望后，他表示充分理解我们的用心，但不赞许我们的行动，并告诫说：你们不要轻信谣传，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在这里，我在浙大13年，长期和学校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我怎会不念学校和你们，径自离去……竺校长的话，谆切恳至，语重心长，爱校爱生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竺校长为什么又终于离开浙大？对此，我在捧读《竺可桢日记》之后，才恍然大悟。

　　竺校长是1949年4月29日午后2时离开浙大到杭州城站的，由于兵荒马乱，火车迭遭阻扰，于30日凌晨才到达上海西站，从此将上海作为“暂避之所”，隐居下来，直到上海解放。

　　竺校长之所以离开浙大，主要原因是：

　　一、他是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名望。国民党政府考虑到他的社会影响，很可能不择手段，迫使他去台湾。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曾奉命多次对他进行敦促和游说，要他一起出走。4月28日，杭立武给杭州市长俞济民电报，谓“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竺校长抵沪后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渠（指杭立武）嘱余去台湾或厦门，余均不允”；杭立武逃去广州后，还曾来电“嘱飞广州”。竺校长爱憎分明，铁骨铮铮，他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拥护共产党，报效新中国。

　　二、他情操高尚，澹泊淳厚，穷毕生之力从事教育和科学工作，视官爵如草芥，从不置身宦海，逐鹿官场。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际，他不能不密切关注局势，权衡轻重，审慎自励，诚如他日记所载：“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会长，故余若再留浙江，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避开。”

　　竺校长一贯爱校爱生，关心学校，关心全校的师生员工。当时他离开浙大，已无后顾之忧。这是因为在杭州临近解放的日子里，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已做了大量维护学校生计和安全的工作。例如，他向有关方面争取到可观的“学校经费”和“学生公费”，使浙大教职工和公费生能照常生活。我在5月25日离开浙大之前，一直三餐不缺，受到学校的公费供应。再如，他多次访晤当时的浙江省府，要求切实保障浙大师生的安全，得到省主席的承诺和保证：“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据我所知，1949年初到5月3日杭州解放，求是校园太平安静，没有受到外来骚扰。

　　竺校长驾鹤西去，倏忽34年，音容虽邈，懿范长存，他倡导的“求是”教训，已在母校弘扬光大，结下蔚为壮观的丰硕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