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的大西北，阳光照着临时搭建的戏台。台上演员投入地唱着，嘴里不时哈出热气；台下的评委以及各处赶来观看的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这里正在进行全县各乡的文艺调演，此刻上演的节目是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

　　演老太太的是个中等个儿的女知青，穿件蓝色大襟衫，脑门上画出道道皱纹，土味十足，正唱“咱家的二小子干活有点儿懒，你却很少给他提过意见。老头子，我要来挑战。”“老婆子呀，我迎战，建设咱新农村，咱可要跑在前。”连唱带比划，大致内容是农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建设新农村。

　　那台上的女知青就是我，配戏的男知青是谁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次演出后不久，我这个来自杭城的六五年高中毕业生接乡里通知，到大队中学临时代课。

　　那天，台下评委里有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邵汉青，我们知青都叫他邵老师。他认为我的表演稚嫩本真，还觉得我是个做老师的料儿。由于他的推荐，我后来又从临时代课转为长期代课，并通过文化考试，被吸收为国家正式教师。

　　邵老师一次次地教我怎么上课，告诉我语文课怎样教才生动。他仔细听我的课，我也就大胆地教。记得一次正要教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邵老师竟骑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我上课的教室，专心地记笔记。课后，他认真地分析我上课的利弊短长。邵老师是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可偏偏如此照顾我这个无名小辈。

　　2004年暑假，我们回大西北看望乡亲，也去了邵老师家。那年他已67岁，还如当年一样儒雅潇洒、机敏风趣。他还在工作，却一大早亲自上菜场买菜，下厨做红烧狮子头等。在他家的客厅里，我们回忆往事，用筷子击节吟诗。

　　但才过了两年，我一生中最应铭记感恩的邵老师就因淋巴癌去世了。尽管此前我也托过银川的朋友代为去医院探望，也明知他已是晚期，但仍很难接受一个总是大碗吃饭、白酒不醉的他，怎么会患上此症，怎么会离我们而去。听说，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灵堂里满是花圈。

　　今天，当我在桌前泪眼婆娑地敲击键盘时，满脑子都是邵老师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我永远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