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花生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孩提时代。那时候在上海，炒花生、花生糖一类的副食品是我最喜爱的零食。上海人把花生称作“长生果”，如果逢上婚宴，我们这批孩童会毫不客气地将酒席上的炒花生大把大把地装满身上的每个口袋。

　　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喜逢春节每户分配1斤炒花生和1斤香瓜子。由于那时货色紧缺，发了票子还要去排队购买。家里父母要上班，只好由我们这批尚未入学的儿童代替大人排队。大约是下半夜一两点钟光景，母亲叫醒我，让我起床到西宝兴路、恒北路口的南货店去排队。她把两张花生、瓜子票交给我，还外带5角钱，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把票子和钱弄丢了。我爱睡懒觉，但一听说要排队买花生、瓜子，心里真是高兴极了，瞌睡虫立刻飞到爪哇岛。我连忙穿上衣裤，借着昏暗的路灯，从弄堂直奔南货店。到了一看，店门口已有10多个人在排队了，都是些老人和儿童。等到四五点钟光景时，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性子急的便开始敲门板，还有人提出要发“号头”，省得大伙在介冷的天站着等开门。不多时，店里一位伙计把写有号码的硬板纸一个个发给大家，发到我手里已是52号。总共发了200个号子，其余的要到第二天再供应。等我按号头买好花生、瓜子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把东西拿到家里，全家人都十分高兴。一算账，花生是1角3分1斤、瓜子是1角1分1斤，还找回2角6分钱。母亲给我5分钱，算是奖励，也算是给我的压岁钱。那辰光，我手拿一张绿色的5分纸币，兴奋不已。过年有炒花生、瓜子好吃，又有手里的压岁钿，心里别提有多美了。那一年我正好是7岁。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家乡余姚。那时3年自然灾害刚过，农村家庭仍很贫困，过年饭桌上有鱼、肉、鸡之类的便可算是上好人家。通常下酒菜都是炒蚕豆，花生已很少上桌了。当时，2公斤大米可调换0.5公斤花生，大米每公斤4元钱，这样计价0.5公斤花生要8元钱。农村人家都舍不得买花生，宁可过年买肉吃。即使有些酒桌上有碗带节的花生，大家也都十分客气地相互谦让着，这可是一道极好的下酒菜哩！村里有位爱喝黄酒的老人，每次下酒，他只要3颗花生就能过下半斤黄酒。只见他把炒花生剥开后，每颗花生掰成两半，小心翼翼地咀嚼一点点，然后喝下一口黄酒。如此慢吞吞地品尝着，嘴里还啧啧称道：“真香！真香！”

　　7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过年的餐桌上几乎都有一碗炒花生或油爆花生米。那时候，孩童们与成年人对花生还是很喜食的。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对花生感到乏味，新的下酒菜花样翻新，炒花生几乎是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