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有两个人最不能忘怀，那就是二队的王喜夫妇。当年的王喜叔三十五六岁，高个儿，是务农好手，为人也厚道。村里人都信任他，队长干了好几年。性格泼辣的王喜婶是个说话走路都快的热心肠。头两年，两口子收工后总要先到我们知青点转转，看我们这些“杭州娃娃”缺些啥，然后才回家。

　　西北大地封冻早，乡亲们10月下旬就开始陆陆续续往地窖里储蔬菜，加上大缸里腌些咸菜、酸菜什么的，维持到第二年4、5月。可我们这些城市娃娃却不着急，别说储备蔬菜叔伯婶婶们得一遍遍教，有时甚至眼前的“肚子”（西北人把一日三餐称为“吃肚子”）都顾不上。刚下乡，只疲于应付田头劳作，常等到做饭才发现青年点上没米缺菜。这时，王喜叔两口子或是其他乡亲们发现了，马上找人套车碾米磨面，同时端上一脸盆馍馍、一碗土豆酸菜先应急。当时王喜叔家五六口人，最大的孩子才10多岁，没全劳力，都靠两口子那点儿工分，日子紧巴巴的。

　　下乡后第二个冬天的一个夜晚，冷得出奇，为队里办耕读小学，我去找王喜叔。他一听是让孩子们学文化，满口答应。“教室搁哪儿呢？”“队里库房腾出一间，打个炕就成了。”

　　这件让我做难的事一下就办成了，我很高兴。正准备告辞，王喜叔不让走：“别忙，丫头，今儿看叔给你露一手。”我不明就里地点点头。他把手上的旱烟杆往鞋帮上磕了两下，然后下炕，婶子放下纳着的鞋底，掀开面箱，把上好的白面舀到脸盆里递给他。王喜叔先净了手，挽袖倒水添油地和起面来，那架势不亚于场上扬稻谷。做面条，我勉强学会，却没见还放香油的。那面团被他又揉又搓，一点点变成圆柱型，又抻拉拽扯抖，一会儿，粗大的手掌里竟拽出了粗细均匀的面条。这时，他才说：“丫头，没见过吧，这叫油面条，里头得搁香油。”今天我们炒菜的油，那时可珍贵着呢。

　　说话间，王喜叔已去了灶间，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条端上了炕桌。碗上漂着绿绿的葱花、红红的辣子，还调了醋（那时农家没有味精，也没有酱油，我知道这是最高规格了）。“楞啥！”王喜叔炕边笑着催我，婶子也说：“快，趁热吃。”盘坐在炕上的我缺心少肺，毫不客气，拿起筷子端起碗，低着头就往嘴里扒拉。嗨！那面条筋斗耐嚼又滑溜，太可口了。再加上香辣，吃着吃着，浑身都冒开了汗……叔婶直催我再吃，这时我才打量四下，原先还在屋里玩着的几个孩子，早不知被爸妈支到哪儿去了。

　　30多年过去了，各种宴席吃过多少回都已记不得了，但当年那碗油面条的鲜美可口以及王喜叔舔犊般的恩情，至今难忘。后来得知，王喜叔因胃癌过世，王喜婶也随他而去。他们的大儿子王河，那晚被爸妈支走的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如今也该四十好几了吧……令人心痛的是，如今，我怎么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关于他们的纪念品，哪怕是一小张照片、一块头巾。

　　回忆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不单单是为了显示曾经的存在，更为了追忆那在贺兰山下、黄河岸边曾经挥洒的青春热血。我无法忘怀黄土地里挚朴善良的农民，当年我们的汗水、血液，我们的苦痛、欢乐，曾和他们融合在一起。王喜叔、婶子，原谅当年行程仓促，今天只能以这篇小文寄托我的怀念。西北的乡亲，杭州知青忘不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