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乘过很多次火车，其中有三次令我终身难忘。

　　第一次是在1948年。我高小毕业，由于家中田地少兄弟多，在家无事可做，更怕国民党拉壮丁，父母便决定让我到外面混饭吃。清明节那天，祖父烧了碗面条叫我吃。他含着泪说：“我家这么多人都活得下去，为什么惟独要他到外面去？”中饭后，父亲挑着简单行李，小外公跟在我后面。我三步两回头，离别了家乡，离别了亲人。

　　翻山越岭，到达缙云县的三岭头过夜。第二天天未亮，再走3里路，到达缙云汽车站。当时缙云没有正式的车站，只是在一条河边设了一个亭子。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来了一辆木壳汽车，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汽车，第一次乘汽车，感到很新奇。挤上汽车，只见大家东倒西歪地席地而坐。车子到达义乌，改乘火车。走到火车站，只见站上黑压压的人群挤来挤去。我从未看见过火车，等火车的心特别急。从中午等到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总算从远方慢慢驶来一个墨黑的庞然大物。我心里想，这就是火车吧。它不断地吐着气，仔细一看，车厢内挤满了人，车顶上也挤满了人。小外公说：“车厢里挤不进，我们还是爬到车顶上去。”我俩相互牵攀着爬上了车顶，卧扑在车顶上一动也不敢动。行驶途中风很大，不时听到人们的叫声、哭声。有时东西掉下去了，有时人掉下去了，到达临浦，我们总算平安地爬下火车。

　　第二次是去抗美援朝。1952年4月25日，我们从上海江湾车站出发，汽车停在火车的平板车上，日停夜行，于4月30日傍晚到达东北的辑安车站。上级命令：彻底轻装，凡书信、日记等有文字的东西统统烧掉。在辑安等到天黑，火车便开过了鸭绿江。

　　一过鸭绿江，气氛大变，敌机轰鸣，照明弹将夜空照得煞亮，枪声响个不断。我们静扑在火车平板车上的汽车底下，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朝鲜的山洞特别多，火车钻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钻过多少山洞，到天快亮时，在一山沟边的山洞里停下来了。下火车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黑包公。火车钻的山洞太多，被烟熏黑的。

　　我们到山上拾柴火准备做饭，一看山上的松树怎么中间一段尽是白的。后经询问得知，朝鲜老百姓没吃的，把松树外面的皮削去，取里面的嫩皮放在锅中煮，再和高梁粉拌在一起做饼充饥。到天黑，我们又上了火车，头顶上不断有敌机轰炸扫射。开车后突然有两声巨响，我问指导员夏文进，他说是敌机打机枪。火车离开山洞不久，又朝后退了，不久又是一声巨响，这次是两列火车抢山洞，结果在山洞里相撞了。

　　第三次是“文革”期间。1966年9月，我去安徽出差，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到安庆下船。一切很顺利，等我办完事，要回上海时，从汉口开往上海的轮船没有了，据说是武汉的红卫兵造反，轮船开不了了。连等数天，身边带的粮票吃完了，钞票也不多了，于是决定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然后再到蚌埠乘火车。

　　我买的是快车票，但火车到蚌埠站时已晚点10多小时。到处都是人，我凭着年轻又没行李，总算挤上了车。车子的行李架、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里到处是人，难觅立脚之地。我就这么从蚌埠站到上海，又是晚点10多个小时。没吃没喝没处坐靠，到了上海站，我想可以轻松了，结果站上的红卫兵朝车上冲，车上的人无法下去。最后，我费了好大力气，总算从车窗里爬下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