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与我初识，是在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党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按：此机构成立于1938年11月）听取各个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为中央的相应指示准备意见，大约每两周开会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耀邦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也是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经常见面。我们50年的友谊从此开始。

    在中科院同刮“翻案风”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代周恩来总理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7月，小平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文革”时期，中科院是重灾区，到70年代初，科学院71名司局级干部中有59人被打倒或被重点审查，处级干部也有半数以上倒台。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170位高级研究人员，其中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被迫害致死者达229人，其中为中国卫星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一代科学巨匠、著名科学家赵九章死得尤其惨。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17年的工作被彻底否定和批判。

    面对这一片混乱，小平决心坚决整顿，把耀邦和我派去中科院，分别担任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和核心组副组长。1975年7月18日我们进入之后，立即根据小平的指示，与中科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和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的指示，以耀邦为首的领导集体反复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自然科学不包含阶级性。耀邦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10月中旬，他在中科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发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号召。他的生动率直的语言、热情洋溢的号召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

    9月26日，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汇报提纲》）的汇报。《汇报提纲》由耀邦主持撰写，我协助。按照耀邦的设想，由我、王光伟、胡克实等分工起草，再由耀邦分章分节、逐字逐句定稿。一共写了六稿。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熟悉科学工作的于光远的帮助。提纲就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成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中科院的组织机构、人员、工作状况，就我国的科技路线、科技战线的任务以及中科院的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等等提出意见。小平边听边插话边评论，许多话一语破的，发人深思，气氛热烈。有关的报道传达出去，人们耳目一新，看到了希望。

    提纲经过反复修改，去掉一些太尖锐的话，送交毛主席审阅，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横加批判，污蔑这个提纲是邓小平反攻倒算、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他两株一是《论总纲》，另一是《工业二十条》），拿出来批判的是耀邦主持起草的第三稿。耀邦和我都被停职反省。回顾起来，我们到中科院这段工作前后不过四个月。

    1976年7月，耀邦和我被中科院造反派揪到大连化学所，要在所谓“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但人心不服。这时耀邦病重住进医院，医生坚决抗议造反派要他到会的命令，严正声明谁要粗暴劫持，谁要违反医嘱，一切由谁负责。造反派一听要承担责任就软了下来，只得悻悻而去。

    在改革开放中互相支持

    “四人帮”粉碎后，我恢复工作，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和主席团执行主席。1982年我68岁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退居二线。耀邦这时已经担任党中央主席，他提议我到中纪委工作。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工作上继续得到他的支持。这里只举一例。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后，农村普遍办起了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党员干部办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雇工现象。对此，1981年10月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允许经营者有两个以内的帮手，有技艺的可以带五个学徒。部分群众对超标准雇工反映强烈，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超过了七人就是剥削，是党员的就要除名。大量来信反映到中纪委。1984年2月14日中纪委常委开会讨论。会上，绝大多数常委认为雇工就是剥削，主张开除超标雇工的党员。我则反对开除超标雇工的党员。我认为雇工是农村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刚刚有所发展，就要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会动摇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党失去广大农民的信任，不利于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按小平同志说的“看两年再说”。我没有向耀邦问起过这件事，但书记处会议由他主持，相信他是支持我的意见的。

    1987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后，1988年春节前夕（2月14日），我与老伴冯兰瑞一同去看望他。进入客厅还未落坐，耀邦就迎了上来，冲着我老伴双手作揖，开玩笑地说：“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耀邦与冯兰瑞也是老朋友，每次见面两人总喜欢开点玩笑。然而，在这次玩笑的背后，却可见他在辞职后的复杂心情。我当时就对耀邦说：“冯兰瑞不是什么英雄，你也不是狗熊!”耀邦接过话说：“看来我是检讨过头了……”耀邦指的是辞职前在生活会上那次违心的检讨，此事一直让他懊恼，我则始终认为耀邦的辞职是被迫的。我们坐下后，耀邦又神情严肃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帮我考虑考虑后半辈子做什么事，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耀邦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受了莫大的委屈也不忘记人民。这一天，我们交谈得十分愉快，冯兰瑞还为我们拍了照。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与耀邦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9年4月16日，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去世了。我不敢相信。随后到来的胡克实证实了这一噩耗。说耀邦同志确实逝世了，他刚去过医院。对我来说，这简直如同一声闷雷。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把噩耗告诉老伴冯兰瑞。这天下午，我们前往府右街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我们只能对着他的遗像深深鞠躬。我们是来吊唁并想安慰李昭的，自己却有点控制不住了。

    耀邦只活到了74岁。无论怎么说，就其壮怀激烈的政治理想，以及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需要来说，他走得太早了!耀邦是我党的卓越领导人，尤其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转变时期，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我们党最好的时期之一，而耀邦居功至伟。

    4月23日，我和老伴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面对鲜花丛中覆盖着中共党旗的老战友，从此天人永隔，不禁隐隐心痛。从大会堂出来，目送着灵车沿着长安街缓缓西去，两旁站满了送别耀邦的人群，一如当年为周恩来送别的感人场面。

    （作者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抗日民族先锋队队长）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