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东京”城

　　日本首都“东京”全称为“东京都”，原名“江户”，“东京”之名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初，日本皇室迁往原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而后以江户为“东京都”所致。可见“东京”的得名，是相对于“京都”的，取其位于日本“京都”以东之义。

　　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东京”之得名其实也是受中国古代的“京号”制度影响。中国古代政权自东汉以来，便喜欢在“京”字或“都”字前加上一个方位，用以表示某重要城池的首都或陪都地位，可以说东汉以降，中国古代的“多都制”逐渐成型，逐步发展出两京制、三都制、五京制等被不同时期交替采用的制度。相应的，中国历史上其实也出现过8座“东京”城，它们分别做过陪都，甚至首都……

东汉 第一座“东京”城

　　东汉政权以洛阳为首都，一下子就持续了180年。由于东汉政权需要宣扬自身是西汉政权的延续，也便必须尊隆长安，因此，东汉政权便将洛阳称呼为“东京”，将长安称呼为“西京”，又将南阳称呼为“南都”，实行三都制，给予长安、南阳以特殊尊隆的地位，从而为东汉政权继续维护西汉帝陵、宣扬自己是西汉的继承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尊南阳为南都，是因为南阳是刘秀一支刘汉宗亲自西汉中叶以来的故乡所在，同时尊崇南阳与长安，都有尊重祖先以宣示孝道的含义在。而洛阳便因为相对于长安城的东方位置，而被冠以“东京”之名了。

　　综上，东汉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明确被叫作“东京”的城市，东汉洛阳城位于如今的洛阳市区与偃师市区之间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区里，在著名景点白马寺的东边。

曹魏 皇室故乡成“东京”

　　曹魏代汉以后，以洛阳、许昌、邺、长安、谯五城为曹魏五都。其中，洛阳居中，从东汉东京变为曹魏中都，其余四都分别以其方位形成东西南北四京。而谯城（位于今安徽省亳州市）的地位有点像东汉的南阳，几乎仅仅是因为它是曹魏皇室的故乡，且位于洛阳的东方，才把它设置为曹魏“东京”的。

　　除了曹魏与北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政权，均未曾设置“东京”。北周的东京城设置也很短暂，是在北周灭齐（公元577年）后，方才再度以洛阳为东京的，而后不到四年北周便被杨坚取代了（公元581年）。不过，北周东京虽然短暂，却也设置了六府官，号“东京六府”，来具体管理河南河北地区的军政事务。

　　隋朝在隋炀帝即位以后，由于长安的粮食供应需要外地运输，不如靠近大运河的洛阳方便，所以隋炀帝便营造东都洛阳，作为隋王朝后期的都城。可以说，虽然隋文帝没有确定洛阳的“东京”地位，隋炀帝却在他执政的时期明确以洛阳为东都的。

　　唐朝先后在公元661年（唐高宗时期）以洛阳为东都，在公元684年（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在公元705年（唐中宗时期）又改回东都，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以洛阳为东京，公元762年（唐代宗时期）再度以洛阳为东都，直到唐朝灭亡。

　　朱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今河南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洛阳为东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作首都，并称其为“东京”，又称“汴梁”。于是，开封便在五代十国与北宋的两百多年里，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三座“东京”城。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东京以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东都”，南唐国的东都便是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与南唐国都西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并称；吴越国的东都则是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与吴越国都西都杭州并称。所以，扬州与绍兴也曾短暂做过“东京”城。

　　另外，渤海国是一个与唐朝同期存在的东北地方割据政权，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颇具唐风而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在京号方面也受到了唐朝与新罗的影响，对其曾经先后定都过的五座城池，分别按照方位命名了“五京”，并以如今位于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遗址的龙原府为东京城。渤海国的五京制，影响了日后同样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朝。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东京”或“东都”。辽朝的东京为辽阳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是辽国灭亡渤海国之后，为了镇服东方新附领土而设置的东京，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境内）并列为“辽代五京”。

　　取代辽朝的金朝起初定都上京会宁府之时，并没有设置东京，直到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方才更改原先设置的南京辽阳府，为金中期以后的东京。

　　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是李元昊建国以来的西夏首都所在地，与西夏西京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并列。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七百多年时间，均未曾设置过东京或东都，所以“东京”、“东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