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八八战略’来自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体现出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的结合。”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杭州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党组书记沈者寿对此感触颇深，特撰此文。

　　浚生同志走得很突然、很仓促，以至于几个月过去了，我依稀觉得他还健在并忙碌着。

　　人从大自然中来，最终也必将回归大自然。从科学的、理性的视角说，人的离世也就不必悲伤，但人类毕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高级动物，很在乎逝者生前留下的道行、品格、情愫等等精神财富。逝者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越多、越浓、越厚重，人们就越觉得惋惜，就越发怀念他。

　　浚生同志身上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亮点。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对我们目前干部队伍建设最有启示借鉴作用的，就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把坚持大方向、大原则与适度的灵活性、人情味相糅合。

　　浚生同志在杭州市工作的时间不长。从1983年4月任市委副书记，到1985年7月离开杭州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履新，先后仅两年零三个月。但杭州市委这段经历，对于浚生同志的政治历练、政治成熟，非常之重要。正如几年后他在一次叙谈中对我们说：“来杭州市委前，王芳同志跟我谈话，让厉德馨同志带我一、二年。尽管在杭州市工作时间很短，但对我的培养、教育，对我后来比较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很有帮助。”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杭州，是什么样的状况？浚生同志曾经用诗的语言描述道：“浩劫后的天堂，满目疮痍／孩子们没有牛奶，家庭主妇难买到鸡蛋、蔬菜／企业改革的种子刚刚发芽，横遭摧残／不讲效率的大锅饭，还有人觉得挺香／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一句刺耳的实话，像一块巨石压在人们的心头。”

　　怎么办？他坚定地说道：“不能等待，不要彷徨／没有顾虑，没有胆怯／乌纱帽算什么？攻击、指责怕什么？／拉犁、推磨，再苦再累又何妨？／要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正享受天堂的阳光！”从诗中可以看到，为了改变杭州的落后面貌，他体内的能量在燃烧，他的一腔热血在沸腾，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了他敢于担当的驱动力。

　　我与浚生同志的缘分不浅。1983年4月，杭州市委新班子刚组建没几天，就把我从市委组织部调到市委办公厅任主任，那天正是浚生同志代表市委找我谈了话。后来他兼任市委秘书长，成了我的直接“顶头上司”。1995年我率团考察美国后路经香港，浚生同志得知后就亲切款待我们一行，他关切地问起杭州发展近况，也谈了当时香港的复杂形势。当他完成香港的使命回到母校浙大任党委书记后，一次特意把来杭州的金庸先生介绍给我，我又邀正在杭州的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夫妇，与金庸先生一起小叙。席间，这南北两位大师谈兴甚佳，才情横溢，时冒思想火花，浚生同志与我只偶尔插话，氛围甚是愉悦和谐。每逢春节，倒是浚生同志每年给我寄新年贺卡祝福，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浓浓友谊温情，真让人如沐春风。

　　如今，每当想起浚生同志在杭州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一件件事情，他那种处事待人的格局、智慧、情感和品行，总是让人感慨不已，铭记难忘。

　　曾记得，杭州有一位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了《希望》、《54号墙门》等小说，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有关部门作为“反动小说”、“反动作家”来批判，还取消了他的“专业作家”资格，让他回厂劳动。另有三位作家也挨了整，日子很难过，杭州文化界一时空气沉闷，噤若寒蝉。刚到杭州工作不久的浚生同志，一次在与文化人士接触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要秘书把这位作家所有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收集起来，他都看了一遍。心里有了底后，就约谈了这位作家，直率地对他说，你这些“伤痕文学”，实事求是地讲，没有太多鼓舞人的力量，但是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很多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市里不会批判你。后来又和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招棣同志登门看望了这位作家，作家的母亲和姐姐激动不已，说真想不到你们会来看我们一家子！浚生同志还专门关照作家所在厂的领导，不要歧视他。后来这位作家被部队招为文艺兵，上了老山前线，火线入了党，老山前线烈士纪念碑的碑文就出于他之手。浚生同志认为，不能保护好作家，不给作家们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文化怎么能繁荣发展？

　　为有利于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新班子建立后，大胆实行了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分管这项工作的浚生同志说，依照老皇历、老思路，机构设置都要强调上下对口。但我们市委力主从杭州实际出发，把原来分设的财政和税务两局合二为一，这样既减少了人员，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还由于西湖各个景点中有许多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就决定把园林局、文物局合并在一起，解决了长期来扯皮闹矛盾的问题，这样的机构设置，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得要把“实事”、“实际情况”弄清楚，所以浚生同志生前很重视调查研究这门功课。在10年前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回忆道，1983年市委班子刚建立时就碰到一个大难题，当年头4个月全市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到年底可怎么向上级、向市民交代？班子成员就分头去企业调研，终于弄清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上一年的企业承包制不兑现。因为当时财政部怕企业对职工的奖金发多了，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就发了一个文件，承包制的奖金一律暂不发放，这就挫伤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市委就通过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情况。胡耀邦同志看后批了一段话：“看起来，不兑现是不行的。”后来省委书记王芳将中央批文交给了浚生同志，市委立即召开常委会，决定杭州市企业承包制一律兑现，原来的奖金都照发。接下来几个季度，全市经济节节回升，终于跳出了阴影。浚生同志感慨地说，调查研究不是做做样子，就是要把底下的真实情况搞清楚，又要敢于向上如实反映，这才是真正做到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

　　早几年前，有一次上级组织派人征求他对改进领导工作的意见。浚生同志就直率地说：“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搞真调研，调研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不带记者，不要带上电视台人去，更不要把调研会变成一个发布指示的会。调研会上发几条指示，有些重大问题也没经过党委集体审议，就轻率上电视、上报纸，这不是调研，是做秀。这种风气一定要改一改。”

　　真理是个好东西，但真理向前一步，就成了谬误。这说明，办任何事情，审时度势，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度，非常重要。我们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领导集体权威，这应该是坚信不疑的真理，是不可有任何犹豫动摇的大原则，因为不保持一致，各行其是，那么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共，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到头来中国就会被西方敌对势力任意瓜分、宰割和蹂躏；但是中国块头大，东西南北中，情况千差万别，“保持一致”不是照搬照套当“收发室”，不是千篇一律搞“一刀切”。当“收发室”，搞“一刀切”，可以不动脑筋，也没有什么风险，而要做到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不仅需要花心血花力气，需要有智慧有本领，更需要有勇气有担当。

　　浚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现代，也很传统；他很马列，很讲原则，也很有人情味；他很尊重上级领导，但却无一丝媚骨，遇到与原则不符、事实不符的，就敢于直率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坚守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规矩，注重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又敢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比较好地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一种政治品格，一种政治上的成熟，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

　　（作者系杭州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