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装扮隐身份

　　搜集情报杀汉奸

　　薛驹

　　参加抗日活动引注意

　　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开展时，我正在山西运城务本学堂读书。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我参加了运城中学生举行的抗日救亡活动。

　　第二年，曾祖父本想送我们兄弟到北京中学就读，但由于日寇侵入河北，只好转送我们到上海中学读书。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从闵行吴家巷的校舍逃难到上海租界。当时上海租界依靠英法美的势力，成为日军不能进入的“孤岛”。我们在“孤岛”里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参加学生抗日活动，并组织募捐，慰问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抵抗日军的八百壮士。

　　1938年，我先后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

　　年底放寒假的时候，地下党员顾渊找我谈话，我提出希望到延安参加革命。顾渊说，要求去延安的人太多，很难过去，不如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持敌后斗争。最后他郑重地对我说，如果愿意，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即表示同意。

　　1939年3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我在学校参加的抗日活动较多，引起了外界的注意。1940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学委调我到中学区委工作。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参加公开抗日活动较多，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决定让我隐蔽行动，转到其他学校学习。此后，我即离开南方中学，转到大同中学、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深。回想当年残酷艰辛的岁月，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吃“黄金饭” 睡“金丝铺”

　　皖南事变后，汪精卫到上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流，疯狂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一批学生党员干部分批转移到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我也一起转到苏中四分区（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地委的驻地——如东县掘港镇。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谢克东，当时他名叫谢克，是地委党训部主任。他向我们介绍黄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发展，还让我们旁听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第一次聆听了粟裕同志的报告。

　　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一套衣服，常常二三十天不换，吃的是“黄金饭” （玉米大麦饭），睡的是“金丝（稻草）铺”。夜里行军，走在湿滑的田塍路上，我经常摔跤。

　　后来，我接任如中县委（如东县西部六区）书记。那段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抗日游击队和开展“二五’减租上。我深入农村，和贫苦农民拉家常，了解实情，我还到地主家里讲政策，希望他们积极为抗战出力。我对地主说，抗日需要吃饭，需要兵源，需要农民的支持，希望顾全大局，以减租的形式帮助农民，共同抗日。

　　特殊时期的乙种组织

　　1943年3月，日寇开始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县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这是抗战期间苏中抗日根据地经历的一场最尖锐、最残酷、最艰苦、最激烈的斗争。

　　日伪军在如皋到南通的串场河河边，用毛竹筑起约100公里长的竹篱笆，形成一条“清乡篱笆网”，每段相隔5公里左右，设一个驻军据点，建一座驻军碉堡，并沿乡逐村进行梳篦式的“扫荡”和“清乡”。

　　1943年9至10月，日伪军在南通用活埋、焚烧等残忍手段，杀害了500多名抗日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南通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长。

　　为了挫败日伪的军事“清乡”企图，苏中区党委积极应对，将大部队和政府机关撤出“清乡”圈外，相机作战，留下一批身体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干部和武工队员、公安人员与敌人周旋，重点是清除汉奸，控制伪乡保长等人员。同时，苏中四分区地委成立了城工部，把敌占区的城镇党员划人乙种组织，由城工部领导和联系，并调谢克东为地委城工部部长。

　　1943年5月，又调我到地委城工部任南通县城工特派员，负责联系南通市区外的城镇包括通海地区的乙种组织。

　　乙种组织成员的公开身份大多为中小学教师、大中学生、从事工商业的城市居民，对乙种组织党员的要求是不暴露党员身份，广交朋友，辨别敌我。我工作的范围主要在南通县和通海地区的小城镇，如金沙镇、刘桥镇、石港镇、二甲镇、北新桥镇等地。为此，我要经常和一些同志从东到西搜集情报、联络群众。

　　进入城镇，我就戴眼镜穿长衫，一副知识分子或商人的模样；回到乡下，就装扮成农民。

　　根据我们的情报，我方的武工队、锄奸队化装进城，镇压了一批汉奸，使伪乡长、伪保长不敢向日军打报告。如“清乡”开始时，南通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长被害，我们就调查谁是向日军通风报信的汉奸，然后，化装进城，杀掉汉奸，并在城中张贴布告，振奋了敌占区民众的抗日热情。

　　拆篱笆 挫“清乡”

　　1943年9月，苏中四分区党组织和军民在串场河上，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拆篱笆活动。

　　游击队先在竹篱笆网上拆开一批洞，使武工队晚上能够穿洞过河，然后，沿河边的武工队员、游击队员发动农民群众，在一个晚上全线同时包围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线拆毁。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

　　与此同时，南通打入日伪军的汤景延部队宣布起义，杀了一批汉奸，6个据点的起义部队同时撤出，顺利通过已经拆掉篱笆的串场河，到达新四军安排的驻地。

　　实际上，汤景延在新四军打黄桥战役时就要求投奔我军，当时军区领导仍让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日军开始“清乡”时，伪军派人劝他参加伪军，汤景延同新四军代表商量，便打入了伪军，并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到他那里工作。

　　汉奸李士群想利用汤景延参加“清乡”，但又对他怀疑，派人观察他的表现，汤景延的处境比较危险。为此，区党委派苏中四分区地委保安部部长陈伟达与汤景延商量起义事宜。

　　陈伟达到达南通后，便向我了解南通部分城镇“清乡”的情况，叫我一起配合接应汤景延部队。9月29日夜，汤景延部队全部从几个据点撤出，当时竹篱笆也已经拆掉，我们顺利过于串场河，宣告日军第一次“清乡”行动失败。

　　1943年底至1944年初，日军开始第二次“清乡”行动。正在这时，粟裕司令员指挥一师部队在淮安县车桥镇打了一场战役，共歼灭日军460多人、伪军480多人，创造了苏中、苏北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寇人数最多的纪录。这一胜利使日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清乡”行动也就逐渐削弱了。

　　（作者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