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官至黄州，昔日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成了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每月除了一点微薄的基本工资，其他工资福利基本停发了，每年只能领几瓶“官酒”加一些退瓶费（见苏轼《初到黄州》自注）。在失去了往日的优厚待遇以后，靠着这么点收入，要养活一家老小二十余口，确实是个问题。据说为了节省日常开支，苏轼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用钱方式，即每月初一便取出四千五百钱来，平分成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然后就把叉子收藏起来。一家人精打细算，规定全家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一百五十钱。这个故事成了苏轼节俭过日子的经典事例，流传甚广。

　　但事实上，苏轼生活依然过得舒适、自在，不是在家饮酒赋诗，接待宾客，就是与友人泛长江、吊赤壁，到处游山玩水，经济上并不十分拮据。作为一位过惯了豪华生活的士大夫，他平日里虽然认为自奉甚俭，实际上还是“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他每次外出，总是饮得酩酊大醉而归。因嫌村酒不佳，便以“百钱一斗”的代价自配蜜酒，并遍赠亲友。

　　即使贬官期间，苏轼还有能力买房买地，可见家底深厚。苏轼有个同乡范镇，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请求辞官退居许州，后来就在那里建立了新居。元丰六年，他写信给苏轼，劝他也来许州买房，将来可以在此养老。苏轼则回信说“囊中止有数百千”，已经让儿子在荆渚买了一个小庄子；自家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如果变卖可以得钱“八百余千”。此外，苏轼还有继续买地的打算，他在与友人杨元素信中还向他打听：听说京师有人欲卖荆南头湖庄子，总价六百千，首付只要二百来千，其余可以按揭，不知是否可信？　　 据《上海老年报》

　　苏轼贬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