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贪逸；商纣亡国，也是因本人和官员贪贿而私放文王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因重用贪臣；吴王夫差被越国灭，也是犯了和商纣王一样的错——贪婪受贿。

　　可见，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因贪而亡国”的鲜活悲剧，对于后来2000年的封建史，犹如长鸣警钟！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手段不断翻新。

　　夏初太康失国，太康弟弟编写了《五子之歌》，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周公深刻总结商亡教训，要求统治者“应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也就岌岌可危。也就是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朱元璋更是别出心裁，不仅亲自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而且教材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

　　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的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一是体现在量刑上，惩治贪官比平民重；二是不赦贪官。

　　先说量刑：《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明朝是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对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剥皮实草是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起来示众。

　　再说“不赦贪官”，换句话说，就是“不让贪官有复出之日”。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规定“凡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重”。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褒奖有加，除了“敢谏”，廉洁也是重要的一条。魏征死后，太宗亲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朕亡一鉴矣”。

　　除了上述招数，一些王朝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龙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康熙皇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士民拦轿上书，陈请罢免贪官，减免当地百姓税收。康熙了解情况后，不仅摘掉贪官乌纱，还下令研究减免百姓税收。小白菜为救杨乃武冒死越级告状，慈禧虽罪恶昭彰，但她亲自平反了这个冤案，而且为此罢免的贪官多达100多人。 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