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了，喜欢回头去重捡自己的过去，因而翻翻旧相册，看看旧照片，就成了我晚年的一种嗜好。

　　我有好多本相册，其中有一本专贴我早年海外校友的照片，对我而言，特别珍贵。因为它承载着我们之间深厚而纯洁的友谊，它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在那里念过英校和华校。在校期间，特别是在华文学校时，同学因为同祖同宗，学的又是同文，感到分外亲热，离别时依依不舍，互相题词勉励，赠送照片留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友不断增加，赠送的照片越来越多，我那本相册也变得沉甸甸的。

　　旧相册里的老照片，限于历史条件，都是黑白照。这一来，反倒衬托出校友间朴实、纯真的友谊。他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比如，他们得知我要回祖国时，不仅不加阻拦，反而给予鼓励，中华中学1950级初中班的同学，将毕业旅行剩余的款项，悉数赠送给我，帮我购买回国的船票，以后又几次汇款帮我度过难关。我和他们一起出外旅行的一张张老照片，一直珍藏在这本旧相册里。文革期间，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这本旧相册。

　　老相册里的吴承惠校友，是我最最亲密的铁杆朋友，也是我与马来西亚亲人中断联系四十年后又能重新相聚的桥梁。他是我槟城中华中学的同窗，我们志趣相投，爱看进步书刊，对当地殖民者不满，支持我回国。他早年丧父，家境不佳，但在我回国时除了将自己九成新的几件衣裤送我外，还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捷克球鞋（当时属十分名贵的鞋子）。我回国后，班里几次捐款都是他发动的。当我不能与马来西亚亲友通信时，刚好他移居新加坡，可以与我保持书信往来，但居无定所，我联系他比较困难，他每次搬迁就都主动写信告诉我，而且会经常到老地方去看看，深怕漏收我寄去的信件。邮电事业发达后，他用上了电话磁卡，不管走到哪里，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会给我来一个电话，没有事可说时，就问问杭州的天气怎么样，冷不冷？他无非是想听听老同学的声音。

　　1985年，我已经在省侨办工作了，承惠兄率领新加坡水彩画会采风团到浙江来采风（他当时已是新加坡水彩画会会长），这是我和海外校友的第一次重逢。在杭期间，他翻阅了我的旧相册。我抽出几张马来西亚亲戚的照片翻印后，拜托他代为寻找（三十多年的隔绝，当时我已与马来西亚的全部亲戚都失去联系，不知他们的下落）。

　　在我的亲戚中，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叶玉力先生的下落，他是我的表叔，又是校友，他在我的心目中，是父辈，是兄长，在我孤苦伶仃的寄养生涯中，经常得到他的关心与照顾，我碰到困难会向他倾诉，有知心话也会同他讲，能找到他是我殷切的期望。吴兄是个热心人，回到新加坡后，就背上画架奔赴马来西亚槟城，走街串巷，边写生，边拿着照片寻问。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不久，吴兄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已找到叶玉力先生。他说，那天早上，他又在槟城的街道上转，忽然看到一间店铺大门上挂着一块“叶玉力会计师事务所”的招牌，心想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叶先生？想问一问，但店门还没有开，他就坐在旁边的石凳上等。过了半个多钟头，店门开了，走过来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先生，就上前询问有没有一位叶玉力先生，他说他就是。吴兄连忙拿出照片给他看，问他认不认识周添成，他一把拉住吴兄的手，紧紧地握着，激动得浑身发抖，连连说，认识认识，他在哪里？他在哪里？紧握着的双手不肯松开，“把我当做你周添成了”。从此，我与叶玉力先生又续上联系，通过他，与我的舅舅、姑姑、表兄弟们又都有了往来。那段时间，我既兴奋，又激动，夜夜难以入眠。为了了却相思之苦，在承惠兄的帮助下，1988年飞赴新加坡探亲（当时我还不能去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赶来会面的亲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周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