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啸虎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同志任院长兼政委。中央从苏联请来以罗哈里斯基将军为首的顾问团，这就需要俄文翻译，从西南军政大学俄文团和上海俄专各抽调50名学员。我们当时正在西南军大俄文团学习，于是，刚过了元旦便奉命紧急调往南京。

　　刘院长对翻译工作很重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数次亲自看望青年译员。他比喻，教材建设是学院的重工业，翻译工作就像水龙头。苏联顾问肚子里有很多东西，要经过水龙头才能流到我们这里来。刘院长后来还专门为翻译工作亲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个意义深邃的题词，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今后工作的指针。

　　刘院长不仅教育我们怎样学习专业，做好工作，还亲自校改重要译文，细致推敲。另外，他治家之严也是众人皆知的。一次，他的儿子刘太行放学回家，正好刘院长的司机开车路过，就把他捎回来了。刘院长说：“我的车是国家给我工作用的，你们不能坐。”于是让他坐公交车去学校，再走回家。他的爱人汪荣华也是长征老干部，但还不到坐专车的级别。她有时来我们俄语培训班听课，都是走路来的。

　　刘院长一贯谦虚谨慎，处处尊重别人。他给我们翻译的题词落款是“刘伯承敬题”。1957年，军事学院成立六周年，我被授予翻译二等奖，除了一本烫金的证书外，奖品之一是一支自动铅笔，其上刻有刘院长亲笔题词：“军事学院成立六周年，奖给工作学习成绩优异者——刘伯承 一九五七年一月”。这个珍贵的奖品，在结婚时我赠给了妻子刘丽芬。她说太珍贵了，不敢接受。以后历经文革、平反、转业地方、多次搬迁，许多物品都散失了，只有这支笔，前后长达半世纪，我一直珍藏至今。

　　1952年9月，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成立，华东装甲兵司令何克希调任系主任兼党委书记。装甲兵系成立后，我们的人奉调到装甲兵系任译员。何主任秉承刘院长的一贯教导，也非常重视翻译工作。他对我们说：“你们在俄语方面是内行，但在装甲兵专业方面还是外行。你们要尽快把装甲兵专业知识学到手。”他让我们与专业教员一起到坦克上摸爬滚打，还特别批准我们技术翻译每人三个摩托小时学习驾驶坦克（当时一个摩托小时时值三两黄金）。何主任虽年过半百，还是带头钻进坦克学驾驶。

　　我们装甲兵系译员的主要任务是翻译苏军装甲兵的战术技术资料。何主任高瞻远瞩，说现在是原子、导弹时代，我们要抓原子、导弹。正好那时从军委装甲兵派来翻译组长马寿延，何主任就指示我们有计划地翻译苏军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在院刊《军学生活》发表。这不仅对装甲兵系和军事学院，而且对全军学习现代化武器知识都起了推动作用。

　　1958年，装甲兵系搬迁到大同建成独立的装甲兵学院，何主任调到二机部任部长助理。我们也由于在装甲兵系学到了一些技术知识，到装院后就不再当译员，而是任技术教员和研究员了。

　　1979年，我奉调来杭，得知何主任在杭州，常去他家探望，他总是亲切招待。他在省政协上班也经常走路，他说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为国家省点汽油。他对党忠诚，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抗美援朝，他送大儿子参军；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的子女西至西藏、东至黑龙江；最小的本可留城，还是去了淳安山区，七个孩子无一留在身边。

　　文革中我曾被开除党籍军籍，后得平反，但心中始终无法释怀。何老写了杜牧的《乌江亭》勉励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久，何老仙逝，这遗留的墨宝始终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