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的经历堪称一部传奇，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真实身份却是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他是张学良的挚友，是蒋介石及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阎明光是阎宝航的三女儿。199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她创办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已年逾八旬的阎明光老人至今还在为基金会的事务四处奔波，在她看来，这是纪念父亲最好的方式。 

　　父亲办的“贫儿学校”颇受张学良关注，张还赞助父亲赴英留学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

　　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也结下深厚友情。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

　　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成了蒋介石与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父亲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父亲等人于是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父亲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的缘故，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西安事变中，父亲曾为释放张学良而四处奔走。1937年，他们见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阎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当时正好吕正操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国。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