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阳光清雅，广州沙面大街，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一幢宿舍楼坐落于此。

　　拉开略带年月的大门，一位93岁老人恬淡微笑，安然坐于客厅中央，他手拄拐杖，慈眉善目、精神矍铄。老人叫朱劭天，在延安和东北时期曾任陈云秘书。

　　转战延安东北

　　巧用通胀工具力破经济封锁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奔赴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之久。

　　1944年，陈云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于此，朱劭天初遇陈云，并结下不解之缘。

　　“他这个人脑子非常好，很有威信，调来管经济。我是学经济的，就跟着他干!”朱劭天回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外援断绝，经济十分困难。

　　陈云等废寝忘食，苦思冥想，部署措施，力求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一次，他让我想办法到口岸去提高盐的价格，赚国民党的黄金和法币，边币不如法币‘腿长’啊!”朱劭天就在陈云的“电报遥控”下，“智斗”国民党。

　　“我们把国民党盐库的人都收买了，他们没有存货时，我们就把盐价提高，卖出赚钱。市面上的盐多了，我们就降价，老百姓不买他们（国民党）的，他们亏死了!”

　　“又好比在1944年，收棉花的时候，我们进口口岸把收购价提高了一倍多来吸引人。”高价招远客，封锁边区的国民党连、排长领着士兵集体“背棉”而来，“有的一晚上背几趟。我们收了百余万斤，国民党连60万担的计划都完成不了，我的脑子还记得。”

　　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朱劭天曾亲耳听到他说。

　　“当时情况困难，出不出票子都成问题。没有书本给你参考的，只能自己想办法。所以，陈云就这么说了。他根据实际情况，开始搞对外贸易了。”朱劭天在陈云身上，学会了这个技巧，并应用到此后工作中，合理安排了钱币的流向，推动了经济。

　　在金融市场波动时，陈云运筹帷幄，巧夺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剪刀差扩大等问题，见解独到。

　　“他向我解释，战争时期条件特殊，各国都采取通胀手段，这一工具，不可放弃。”

　　1945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云与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人一同乘飞机赴东北。

　　“临走时他和我说，让我们这些干部，赶快轻装快马赶过去，指挥大家开辟工作。”

　　东北四年，陈云功勋卓著，在战略取向、发动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军事斗争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后，朱劭天受李富春之托，前往东北展开西满地区财经工作。“我跟陈云学了东西，就用，成立银行，搞税!他的决策都很英明。后来李富春说陈云又让我去他身边，我说好!”朱劭天在东北呆了四年，期间一年，他再次跟随陈云，挥洒智慧。

　　坐镇沪上

　　打赢没有硝烟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掌经济。

　　“我们每次见面谈论的内容都是什么涨了，什么跌了，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了。”陈云离开东北后，朱劭天仍时常与他见面，谈工作。

　　建国初期，陈云“紧扼”上海，认为此地是经济恢复的关键。在他看来，在西北管财经是摆“小摊子”，在东北管是开“商店”，如今要办“大公司”。

　　当时，上海经济十分困难:生产停滞、国库空虚、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的“后遗症”，使上海民不聊生。

　　陈云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口号，着力解决“两白一黑”短缺问题——“黑”指的是煤炭，“白”则指粮食和棉花。陈云标本兼治，稳住上海经济，也对稳住全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一五”计划亦由陈云主持制订，工作历时五年，数易其稿，倾注了他大量心血。

　　大跃进时期，他艰难行进；“文革”遭难，不忘忧国。陈云执意坚守的，是对国家的热爱。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满目疮痍的中国终于“春回大地”。陈云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再“出山”，成为经济调整的决策者、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现代化建设的谋划者。

　　陈云着力抓农业与轻工业，调低积累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消费品丰富起来，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1987年至1992年，陈云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鞠躬尽瘁，发挥余热。1995年4月10日，他病逝于北京。依其遗愿，丧事从简。

　　据《中南海轶事》记载，陈云临终前，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月工资为1336.0元，各项目补贴约250元，月均上交所得税31.05元；按规定，自5月份起，国家便不给他发工资与补贴，但他可领到相当于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13360.0元——这是陈云此生全部积余。

　　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