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老年的幸福时光
少年不知愁滋味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写到过,我幼无大志,并不喜欢念书,只是贪玩。考试时虽然成绩颇佳,距离全班状元的道路十分近,可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钓虾、捉蛤蟆对我的引诱力更大。至于什么学者,我更不沾边儿。我根本不知道天壤间还有学者这一类人物。自己这一辈子究竟想干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朦朦胧胧地似乎觉得,自己反正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一辈子能混上一个小职员当当,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常想,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自知得过了头,变成了自卑。
但是,人的想法是能改变的,有时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我在北园高中就经历了这样的改变,这一次改变,不是由于我坐禅打坐顿悟而来的,也不是由于天外飞来的什么神力,而完全是由于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
北园高中是附设在山东大学之下的,当时山大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是前清倒数第二或第三位状元,是有名的书法家,提倡尊孔读经。在第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时考试完毕以后,状元公忽然要表彰学生了。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可以受到表彰。表彰的办法是得到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的书法本来就极有名,再加上状元这一个吓人的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有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很不容易得到的。高中共有六个班,只有我这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此,我就成了全校中惟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这当然算是极高的荣誉。不知是何方神灵呵护,经过了七十多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世局动荡,这一个扇面竟然保留了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
王状元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这看似出乎意料,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儿的,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我屡次讲到,我幼无大志,讲到自卑,这其实就是有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一点儿虚荣心都没有,哪里还会有什么自卑呢?
我从自卑到自信,从不认真读书到勤奋学习,一个关键就是虚荣心,是虚荣心作祟呢?还是虚荣心作福?我认为是后者。虚荣心是不应当一概贬低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王寿彭老先生。
怀念母亲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老年的幸福观
我于2002年8月15日入院,当年9月30日出院回家。这四十五天并不长,却在我生命历程上画上了一个深深的痕迹。
回家来了,怎么办?
记得去年一位泰国哲学家预言我今年将有一场大灾。对这种预言我从来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但是却不能不承认,他说准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能有什么后福呢?
那些什么“相期以茶”,什么活一百二十岁的话,是说着玩玩儿的;像唱歌或做诗,不能当真的。真实的情况是,我已经九十多岁。是古今中外文人中极少见的了,我应该满意了。通过这一场大病,我认识到,过去那种忘乎所以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是极其危险的。老了就得服老,老老实实地服老,才是正道。我现在能做到这一步了。
或许有人要问: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平极多坎坷,你对人生悟出了什么真谛吗?答曰:悟出了一些,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一些,真谛就寓于日常生活中,不劳远求。那一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是绝对悟不出来的。
写到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我还没有说。老子是讲辩证法的哲学家。他那有名的关于祸福的话,两千年来,尽人皆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这一次重得新生,当然是福。但是,这个重得并非绝对的,也还并没有完成。医生让我继续服药,至少半年,随时仔细观察。倘若再有湿疹模样的东西出现,那就殆矣。这无疑在我头顶上用一根头发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利之剑,随时都有刺下来的可能。其实,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就有这样的利剑悬在头上,有道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嘛,只是人们不去感觉而已。我被告知,也算是幸运,让我随时警惕,不敢忘乎所以。这不是极大的幸福吗?
摘自《季羡林自传》 季羡林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