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娃哈哈”兼并“杭罐”，被称为 “小鱼吃大鱼”，也称得上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作为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我想起了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

　　那是1991年的8月，杭城骄阳如火。我与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相约，一起到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娃哈哈”调查研究。

　　在经历了十一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正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新旧体制、新老观念的碰撞日益激烈。许多国有企业在全国三年治理整顿后，正顽强地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而许多校办企业、乡镇企业，却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迅速发展。校办工厂“娃哈哈”就是一个例子。当初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的宗庆后，已在杭州经济界“小荷已露尖尖角”。我们这次去，就想去了解“娃哈哈”快速成长的秘诀。

　　“娃哈哈”的厂房位于杭州清泰桥堍，小小的场地只有一千多平方米，主要生产“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宗庆后当时四十多岁，给我的印象很朴实。谈到企业的生产，他最忧虑的就是产品供不应求，而生产受到场地的限制。他告诉我们，厂里在申报一个项目，建新厂房。可是报告打上去半年多了，还没有批下来。而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索性直接开车来立等提货。我们在厂里就看到排队等货的许多车辆。宗庆后说，保健品市场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肯定会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市场机遇。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后而产品已没有销路的困境。我们听了也为“娃哈哈”急起来。

　　在回市府的的路上，我们几个就议论起来。能不能“借鸡生蛋”，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或者，干脆让“娃哈哈”去兼并一家厂。从“娃哈哈”的周边考虑，我们想到了两家厂：一是杭州利民制药厂。这家厂的厂长姚祖丰，也是杭州市比较有名的企业家。可他引进了一套设备生产“中国可乐”，因为味道像咳嗽药水而无人问津，企业也陷入困境；二是杭州罐头厂。厂长刘树荣是市一轻局下派的干部，曾到深圳闯荡历练过，很有魄力。可作为国有大企业，方方面面受到的制约很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危险境地。如果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娃哈哈”就立刻可以让“杭罐”空闲的100亩场地发挥作用，抢占市场制高点；而“杭罐”也可以摆脱产品积压、资不抵债的困境。

　　可是，要让一家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去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企业，这行得通吗？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机制的束缚，这样做谈何容易？我们心中没有底。

　　回到市府后，我就去找“卢兄”，就是当年的杭州市市长卢文舸。我当时的身份是浙江日报驻杭州记者站站长，已在市里工作了四年多，平时经常在一起聊聊天。我称卢文舸“卢兄”，卢文舸则叫我“杨老弟”。

　　卢是文革前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近50岁，曾在北方工作过。调回浙江后，当过厂长和省电力局的领导，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主持杭州市政府工作后，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我把“娃哈哈”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设想向卢兄一汇报，卢很激动，当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个设想很好，我支持！”得到卢的支持后，我又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市委书记吴仁源是个忠厚长者，办事考虑周全。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赞成。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决定实施这项“小鱼吃大鱼”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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