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然而，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习惯势力的影响，旧观念的阻碍，往往使改革很难到位。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是冲破习惯势力影响，扫除旧观念的一场攻坚战。尽管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但“娃哈哈”和“杭罐”的员工意见都不小。“娃哈哈”的老员工担心兼并后“小马拉大车”，企业会被拖累，职工收入受影响；而“杭罐”的员工反应更激烈，虽然企业连年亏损，但总是国有大企业职工身份，现在要变成上城区校办工厂的工人，都不情愿。

　　来自各方的议论，给这次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实施兼并的前几天，我曾与宗庆后有一次交谈。我对宗庆后说：“这次市委、市府领导决定让你这条小鱼去吃掉杭罐这条大鱼，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社会上的各种议论相信你也听到过。一定要把这次兼并搞好，你有没有信心？”宗庆后十分肯定地说：“你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把这次兼并搞出成效来。”

　　当时，由沈者寿带一帮人负责兼并方案的制定。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坚持要清产核资，产权必须明晰化。在所有方案中，这其实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沈者寿等人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厂，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厂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

　　1991年9月5日，由我采写的《“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刊发。《杭州日报》也同一天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就是我和杨树荫（现任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在报道的右首，是由沈者寿亲自命笔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10月6日，在兼并一个月后，我在《浙江日报》二版又发表长篇通讯《一次高效率的实践》，赞扬了这次改革。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小鱼吃大鱼”事件，也引起了杭州市各部门的许多改革。1991年12月9日，我采写了《杭州市委砍掉形式主义上下满意》一稿；12月18日，我采写的《杭州市杜绝评比过滥规定出台》又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12月19日，在兼并100天之际，我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了《兼并前：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兼并后：三月扭亏为盈》一稿。《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通讯后，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人们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这条“小鱼”的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933万元，流动资金2842万元，专用资金4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这时候，宗庆后也声名鹊起，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省知名的企业家。

　　记者名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