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拥有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张竞生，从上海来到杭州旅游。经熟人介绍，张竞生入住西湖山中烟霞洞旁的寺庙房屋，打算好好领略一下西湖美景和西湖文化，并洗刷一下自己的身心疲乏。但是，只住了两天，就有几名持枪的杭州警察，来到烟霞洞旁，他们核对了张竞生的身份后，就将张竞生抓进警察局的“待质所”（相当于后来的拘留所），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一名堂堂的哲学博士为何被戴上如此的罪名呢？这要从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谭熙鸿的一桩婚事说起——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谭熙鸿，娶的妻子叫陈纬君，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的妹妹。1922年3月17日，陈纬君因患猩红热病，医治无效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小孩。

　　这年秋天，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粤地局势相当混乱。当时，陈纬君的妹妹陈淑君正在广州执信学校读书，一看情况不妙，就离粤赴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系。到北京后，由于秋季考期已过，只得先在北大当一名旁听生，并寄居在亡姐的家中。大约两个月后，寄居在亡姐家中的陈淑君与姐夫谭熙鸿结了婚。

　　本来小姨嫁姐夫也算不上是新鲜事，但是，在这年年底，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从广州赶到北京谭家来交涉，进而又于1923年1月投书《晨报》，称自己与陈淑君有婚约，指责谭熙鸿夺其所爱。第二天，陈淑君也在《晨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自己与沈厚培“无婚约之预订”。并称：自己与谭熙鸿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无置喙之余地”。这些文章见报后，谭陈婚姻立即成为公众议论的热点。

　　其实，谭熙鸿当时已意识到，导演这场风波的幕后人，应该是陈纬君和陈淑君的姐姐陈璧君。早年，谭熙鸿因为不满陈璧君的霸道作风，曾与其破脸，并不相往来。但是，让谭熙鸿没有料到的是：这场风波由于北京大学一位同事的介入，又酿成更大的风波——

　　介入谭陈婚姻议论的北大同事，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这位名人的宏论，使这场风波由一般的公众议论升级为社会大讨论。

　　1923年4月1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一文，该文在为陈淑君作辩护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张竞生的爱情观，从理论上提出了爱情的四项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

　　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

　　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由订婚至解约，成夫妻至离异，用可变迁的原则衡量实在是很正当的事情。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夫妻如果没有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离散。

　　在封建思想还相当顽固的当时，这篇宏论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也招来了不少反对之声。6月20日和22日，《晨报》副刊分上下篇连续刊登张竞生的《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长文，结束了这场被后人视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有关“爱情”的大讨论。

　　正是因为这场有关“爱情”的大讨论，结局并不圆满，进一步推动了张竞生这位哲学博士对性教育的研究和重视——

　　1923年的寒假期间，《京报》副刊刊发一则性史征文的消息——《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性史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社会调查课题之一，牵头者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

　　1925年，张竞生推出了自己的多部力作：《恋爱与卫生》、《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展现了他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

　　1926年5月，张竞生的性史征文已经收到200多篇，他从中选出7篇文章，并为每篇文章作了相关的按语，结集出版。《性史》第一集出版后，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报章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讨伐张竞生的文章，有的给张竞生戴上“性学博士”的称号，有的干脆称其为“淫虫”。

　　面对浊浪滔天，张竞生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从出版社追回了《性史》第二集的稿件，决定暂时不再出版性史征文稿件，改为正面宣传介绍英国学者葛理斯的《性心理丛书》。1927年，张竞生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上海福州路510号创办“美的书店”，专门翻译出版葛理斯的《性心理丛书》。书店开张后，生意红火。

　　但是，“美的书店”开张仅一年，就遭查禁，又是没收图书，又是罚没巨款，张竞生在上海也难以立足了。这时，身心疲倦的张竞生产生了去杭州游览的想法，希望在西湖山水中静心休息一下。但是，仅仅住了两夜，就被警察抓进了拘留所。本来，张竞生很有可能被判刑入狱，凑巧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当时正在杭州养病，他与张竞生也算是老朋友，获悉此事后，就马上出面将张竞生保释了出来。

　　杭州承载着白娘子、苏小小等众多爱情故事，但是，这位研究爱情和婚姻的学者，却无法在这个爱情之都再作逗留，浙江当局对张竞生下达了驱逐令，不允许张竞生再来杭州，再来浙江。走出拘留所的张竞生已经明白，自己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于是在当年（1928年）再度前往法国，继续他的人生探索。                 张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