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度非常风光，但他因受贿被判入狱

　　我和他都是杭州知青。他插队落户萧山，我在余杭。

　　受家传影响，我喜欢美术。这一爱好，在我插队落户时也派上了用场。1973年，我在余杭当了5个月知青就办起了一个标牌厂。

　　和金强的认识也属巧合。1974年，懂业务的他被当作人才从萧山引进到我们厂。这下，由我主管技术，他则负责业务，厂子办得很好。1978年，杭州城区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力邀我们回来办厂，并开出了在当时算非常优惠的条件：解决两人的杭州户口，并各加2级工资。

　　我们回杭州了，因为厂子办得好，我们还受到了全区性的通报表扬。那时走出去，感觉脸上好有光彩！

　　但天有不测风云。1982年，金强出事了。

　　那天，我们都在厂里开会，检察院来人直接把他带走了。我一下子懵了。等我抱着才18个月大的儿子回到家，发现家里已被翻得一塌糊涂。

　　我一打听，才知道金强被控受贿、贪污两项罪要被判刑，金额为3000多元，必须退赔。那次“抄家”，我们家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只有3样稍稍有点价值的东西：20元的“有奖贴花”、金强做新郎时的一件大衣（价植80元）和一台我们自己组装的12英寸电视机，都被“抄”走抵没了。

　　那时我们都没钱，为了退赔那3000多元，我思前想后，咬咬牙将自己住的杭州市区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了，总共卖了3000多元，刚好够那笔必须退赔的钱。

　　为了帮他，我一个人不停地跑上跑下，请来当时杭州市最好的律师替他辩护。总算，其中的那项“贪污”罪算是“辩掉”了，他最终因受贿获罪3年。在监狱里，他因为表现良好，结果提前半年获释回家。

　　回到杭州后，金强又独立办了个生产变压器的厂子。因为经商，他的事情，我也不愿过问。就这么我们共同生活到1993年。因为有了前次事件，这10年间我经常生活在担惊受怕中，老是担心他又出事。那年，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我提出和他离婚，他同意了。离婚后，我留在杭州，一直在别的公司里上班。金强呢，听说他那个厂子因为亏损倒闭了，他去了广州、深圳打工。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

　　我一直在标牌行业工作，因为这是个污染严重的行当，按规定女同志到了45岁就可以正常退休。2001年，我刚好45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离婚10年后，我再次出手救他

　　2002年9月1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金强是那天凌晨3点高血压发病引起脑溢血的。

　　那天凌晨4点多，我家电话响了。我心想：这么早有电话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果然在电话中，金强的同事告诉我：“他病得很严重，躺在医院里，你来见他最后一面吧。”

　　第2天早上，我搭第一班飞机赶到了广州。医生告诉我，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如果要救他，需要60万元手术费，但结果怎样还不一定。”说实话，看着昏迷未醒的金强，我的心里非常矛盾。那时我1个月只有700多元的退休工资，身边没什么积蓄。我只是他的前妻，要不要管他？要不要救他？我在心里不停地问我自己。

　　最终下决定前，我打电话问儿子：“要不要救爸爸？”儿子说：“妈妈，我希望你能救救他。爸爸这次不是犯错误，而是生病。”

　　于是，我下定决心：即使负债，也要救他！

　　

　　医生说：“我行医30多年，还没碰到过这么好的前妻。”

　　下定决心后，我挨个打电话给杭州的所有老朋友。这帮朋友真的很好，他们劝我：“不要急，我们相信你的为人。这样，你在广州开个账号，我们会把钱汇过来的。”

　　渐渐地，我凑到了30多万元，医生给金强做了手术。在等待他苏醒的日子里，我每天处在矛盾当中，内心受尽煎熬。一边，我要四处筹钱；一边，我还得对他进行周到的照顾护理，仅仅过了1个星期，医生们就说我看上去好像老了5年。

　　那时，为了省钱，我在离广州中山医院很远的地方租了个地方，4个人一间，就随身两套替换衣服，也顾不上讲究了。九月的广州，天气还很热，吃饭，我总是挑最便宜的盒饭，连一根棒冰都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坐公交车，每天来回医院，都是靠两条腿走路。一天下来，晚上走回到住的地方，我的两条腿都像灌了铅般沉重。

　　有时，医生告诉我他们的推测：“怎么办，他醒过来有可能植物人一个？到时他也惨，你也惨。”我反问：“如果这是你们的家人，你们怎么办？”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我就这么些钱，还是借来的，就看他能不能创造生命奇迹吧。”

　　2个多月后，在借来的钱即将用完之际，金强真的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医生告诉我，要给他加强营养，我就每天给他吃最好的，并且煲汤给他喝。后来，医生都被感动了，有位医生告诉我：“我行医30多年，没碰到过像你这么好的前妻！”在医生们的帮助下，我在医院里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免去了来回奔波之苦。

　　

　　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我再次卖掉我在杭州市区的唯一住处    

　　因为脑溢血，金强的左半边瘫痪了。看着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他，我再次思前想后，决定留下来照顾他。

　　说实话，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管他，当然别人不会指责我；但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如果由我来挑起这个责任，那儿子就可以放心去闯自己的事业了。

　　但回到杭州后，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债。当初，钱是我出面开口借的，当然得由我去还。再说，这么多年来，金强根本没有积蓄，就连养老保险他都粗心地没有去缴，更别提还清这么多债务了。

　　2003年，我卖掉了杭州市区的一个中套，用所得房款31万元还掉了全部债务。我上门还钱时，有的朋友死活不肯收，他们说：“都是好朋友，这个钱本身就是给你们救金强的，不用还了。”这样的钱，总共有3万多元，我用这些钱，给金强补买了8年养老保险。这下，我感觉轻松了，既对得起朋友，也对得起金强了！

　　卖房后，我们在外面租房住了4年，当然都是挑那些很便宜的房子。去年，政府给了我们一套廉租房，尽管只有20多平方米，但我也满足了，因为我终于能够安定下来，心安理得地生活了。

　　现在，金强的病情也很稳定，社区也经常过来帮助我们。前一阵子，还给我们送来了1台电脑，我就鼓励金强经常上上网。他能够过得开心一点，我也会快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