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1980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过参加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

　　1982年在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开发区，开拓者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浑然不觉间，深圳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

　　转眼1983年春。“牛仔”（原名庄顺福，深圳皇岗村村长，王石最早的朋友之一，编者注）夫妇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红苹果，来广州探望我的岳父母。“牛仔”穿着一件台湾制的浅色夹克，头发也光鲜了许多，最称奇的是“牛仔”村长的夫人烫了个卷发头。短短三年时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

　　“牛仔”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广州人：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

　　“牛仔”还说，一些年轻人从香港跑回来，开辆二手的8吨泥头车（翻斗车）运送工地的泥土，赚的钱比在香港还要多。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牛仔”对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芦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现在脑海里，一股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从胸中升起，我豁然开朗：应该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空手套白狼”的巨大商机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但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玉米生意的梦想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轮？”

　　“万吨轮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

　　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单到的货是30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

　　深圳养鸡公司将30吨的玉米拉走了，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30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最后关头赚来的第一桶金

　　1983年8月，香港媒体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也在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王石饲料组的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元，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只要供货方催逼货款，我随时可能破产。怎么办？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询问对方还有多少库存玉米？

　　“1.5万吨。”

　　“全收了，我派船，在当地港口交货，付款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贸急于出手积压的库存，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现货。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我找到“牛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000吨玉米。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1984年，特发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我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万科”。

　　摘自《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