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距今已有30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是怎么来到《光明日报》并刊发的呢？这件事并不复杂。

　　1977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年，当时中央的主要任务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文革”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光明日报》是一张以理论和文教为重点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任务。我当时是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的主编，当然也责无旁贷地要组织和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

　　学术会上，

　　结识青年教师胡福明

　　正好江苏南京地区理论界在1977年7月下旬召开一次理论界的讨论会，我应邀前往参加。

　　南京地区的这次理论讨论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理论界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江苏省写作会议”、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40个单位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工人理论队伍的代表，共200多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改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他与《光明日报》过去并没有稿件往来。我是通过这次讨论会与他相识的。

　　我从胡福明的两次发言和短暂交谈中，看出他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应该是一位比较理想的组稿对象。

　　讨论会结束后，我和胡福明再度相会（可能也是我找的他），这时我提出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一篇专稿。专稿的题目我没有出，但我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也就是要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告诉了他。我选定了他后，就再也没有就这一问题向其他理论工作者约稿了。

　　参加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以后，我连续到华东、西北出差。在此期间，胡福明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即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12月下旬，我回到报社。在这之前，该稿由于被认为“纯”理论，谈的问题又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等，决定退稿，但因为它是我约请作者写的，而我又是《哲学》专刊负责人，就留下来待我回来最后处理。

　　我回报社后，阅看这篇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性很强，引的革命导师的话较多，但它抓的问题重要，面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报社的组稿意图，是一篇好文章，就决定留用。经过初步编辑，删掉了一些我认为意思重复的内容，于1978年1月14日签字发排。

　　1月19日我寄了两份小样给胡福明，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2月、3月，我都给胡福明寄过小样，请他修改。4月初，经过胡福明多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被安排到4月11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位置，准备刊出。

　　经过八次修改，

　　最后加上了“唯一”

　　按报社规定，《哲学》清样必须最后经总编辑审阅后才能付印。时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这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他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审阅。他当即让秘书把我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文章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要闻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文章要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大意）。对于总编辑的意见，第一点我立即照办，把胡福明文章撤下，换了另外一篇文章。但对第二点我感到难以执行，因为总编辑提的修改意见较大，要求又急，希望尽快修改、早日刊出。这样的修改最好由作者来进行，而作者不在北京。

　　正当我为难之际，4月13日，胡福明为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来到北京，给我打来电话。我立刻向总编辑报告，总编辑当机立断，决定当晚就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晚饭后，我乘了总编辑的小轿车把胡福明接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准备（或正在）写一篇同主题（或类似主题）的文章，又要我到那位同志家中把他接来。

　　4月13日晚，在杨西光办公室，他主持开会，参加的除了作者胡福明、中央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外，还有马沛文和我。

　　会议先由杨西光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胡福明的文章并表示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决定发表，但仍需要进行修改。

　　杨西光的总结发言为修改文章定下了基调，以后的修改就是按他的思路进行的。

　　经过作者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八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由报社指派专人及时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他们帮助修改。

　　（摘自《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有删节）

　　

　　后记：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就此萌发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了这篇文章。

　　该文一问世，就在思想领域迅速产生了极大冲击波和影响力。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该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媒体纷纷转载，各地媒体也陆续跟进。

　　也正是此文的刊发，引发了持续近半年的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