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胡福明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住在无锡第二招待所里，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播音员极悲痛的声音，“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一下子“呆掉了”。

　　南大哲学系历来比较活跃，胆子大的教师都私下议论，“中国怎么办？”“十几亿人口的命运，往何处去？”等等。胡福明表情凝重，不发一言，和很多同事一样忧心忡忡。　　

　　1977年，胡福明开始着手写文章了。到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他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妻子忽然患病要住院开刀。经多方奔走，于7月上旬，他妻子住进江苏省工人医院（现江苏省人民医院）。

　　岳母帮他操持家务，当时，胡福明女儿14岁，儿子10岁，儿女下午去医院陪妈妈，而他晚上去医院值班陪护。

　　高温酷暑，无法睡觉，也没有地方睡觉，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拿到医院，就着走廊上的灯光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

　　经过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他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这时已是7月底了。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来回的修改讨论过程王强华已有具体回忆，编辑注）

　　据同事姚诚回忆，那时天很热，胡福明只穿一个背心，一身大汗。他一个手摇蒲扇，一个手修改小样。“他这篇文章是寄给《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的，拿到的是第一稿，哲学副刊的大样，大概三千字左右。”

　　在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之后，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吹响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前哨。姚诚说，与此同时，胡福明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他那时压力很大，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整晚整晚地抽烟，我们也都陪着抽。”姚诚回忆，“他甚至跟太太说，这次我准备要坐牢了。他太太说，那我陪你坐。”

　　“他写了那篇文章，我是到见了报才知道的。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压力很大。”林德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接受采访时，补充了胡福明对他说的两句话。“在南大南苑到教学楼的路上，在物理楼附近，我碰到他，胡福明说了两句话：‘我是准备家破人亡了。不过，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坚持到底。’”

　　“当时我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志，同他站在一起。哲学系的大多数师生都支持他，同他站在一起，我们同他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当年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著名经济、社会学家葛林回忆文章发表前后的情形。 据《中国改革开放民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