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刚闭幕，我就接到步鑫生的电话，说他要去海盐，邀我去那里一聚。

　　细细算来，我与步鑫生相识交往已长达25年。

　　1983年春，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的吴尧民指派江坪、我及陈冠柏三人去了解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情况，他说：“海盐有个步鑫生，有人说他是个企业管理的能人，有人却骂他是资本家，‘比资本家还资本家’！真实情况如何？你们去看一看。”

　　在海盐，我们先找县领导、找厂里的干部、职工了解情况，最后才找步鑫生。步鑫生很健谈，下午谈了还不够，晚上又谈到深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靠牌子能传代，靠关系要倒台”、“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优越性不会从天下掉下来”等等，我们觉得很有新意。回来一汇报，吴尧民要我们写出报道来。

　　同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在一版登“提要”，二版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我们写的长篇通讯《企业家的歌》，这种气势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全省先是二轻系统，随即延展到各领域掀起了学习海盐衬衫总厂和步鑫生的热潮。半年以后，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由此步鑫生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

　　但是，伴随着步鑫生的总是争论。1983年底，对于步鑫生的改革是是非非达到顶点，省委遵照中央指示又一次派出调查组去海盐，得出的结论是，对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应予充分支持；步鑫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的改革精神值得肯定，有位省领导还把他比喻成前苏联的红军名将夏伯阳。

　　1984~1985年，步鑫生的声誉达到顶点，但我发现，他所承受的压力也前所未有。一方面对他的争论仍在继续，褒贬不断；另一方面，他必须考虑企业的发展，而有人又不切实际地对他不断“加码”，当全国“西装热”起来时，竟要他办“全国最大的西装厂”，理由呢，只因为他是步鑫生！

　　步鑫生迫不得已，把原定的18万美元投资猛增到80万美元。但西装厂还未完全建成，全国的“西装潮”就悄然而退，企业犹如搁在泥石堆里的一艘船，进退不能。

　　1988年1月16日，步鑫生被免职。我去看他，他依然是一股倔强又不服气的脾气。他说，投资西装厂不是他愿意的，当初要他搞，他也只想“小搞搞”，上个年产6万套的，谁知人家一定要他上30万套；既然“上”了，留给他一段时间，他也一定能把它搞好，谁知又把他给“免”了……

　　也许正是这股倔强而不服气的劲，被免职的步鑫生北上了！他先是接手了一个北京童装厂，那是个民政福利企业。我去北京时看望过他，他寓居于“皇城根”下的一间小屋里，条件艰苦，但硬是打响了“金宝路”品牌。随后，他又应邀去辽宁盘锦，打出了“阿波罗”这一牌子。秦皇岛的几位企业家也很仰慕步鑫生，特邀他出任“步鑫生公司”董事长……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通电话。听得出，他精力旺盛，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给我谈过许多设想，包括他想去国外办厂。许多企业家如鲁冠球等也十分关心他，曾给了他许多帮助。

　　1998年，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浙江电视台要拍一部记实性政论片，我应邀参与撰稿。当时步鑫生已定居上海，他爽快地答应了接受采访的要求。那一天，为选景，我们跑了半个上海，累得很，可步鑫生精神矍烁，一路上的话题大都是“改革”，他对改革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

　　今年8月25日，我如约赶到海盐宾馆。好友相见，十分高兴。也许是出自“裁缝世家”，步鑫生十分讲究衣着。那天，他穿着白色T恤，第二天又换成黑色条纹的，下着米色长裤，显得十分精神。下午，步鑫生接受了浙江卫视的采访。晚饭后，朋友聚谈。他谈兴很浓，说到激动处还站起来来回走动，声音高亢，以致引来住客的“抗议”。他对自己的改革“不后悔”；他对人们的褒贬是非则是“不管它”；他说自己不过是改革大潮刚起来时的一朵“小浪花”，现今许多企业家改革的步子“比那时大多了”。他很动感情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海盐是步鑫生的起步、兴盛之地，也是他挫折、失败之处。他对海盐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他经常应县领导和朋友之邀去海盐住上几天。海盐人民恰如其分地评价他做的一切。改革者也总是受人敬重的。一位县领导说，步鑫生的改革，应该在海盐历史上留下一笔。海盐县档案部门现正在广泛搜集材料，据说要在著名的风景区南北湖开设一个步鑫生改革陈列馆。

　　问起他现在的生活，他说他最大的乐趣是逛书店，选购阅读历史书。上海几个最大的书城和书店，他都逛遍了。他的身体十分健旺，问他有什么奥秘？他打趣道：“我发明了步氏健身法，什么时候教你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