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中央军委即指示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准备渡海作战，争取里应外合解放台湾。于是，解放军一面部署军事行动，一面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对台湾国民党军的瓦解工作。当时我的哥哥王冠民在台湾任中共地下党嘉义市委书记。以后我因曾跟随哥哥在台湾生活过一年多，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组织上遂也分配我参加对台工作。现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哥哥战友们的回忆以及党组织提供的一些资料，将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那段历史介绍给大家。

　　一、秘密赴台

　　哥哥王冠民，字植三，1915年4月8日出生于浙江东阳李宅地塔畈村一个贫苦农家。先后在家乡小学、上海劳动大学附中、陈阳中学及杭州师范求学。1935年师范毕业后，到杭州市郊菩萨小学教书。是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冠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思想的影响下，开始联络进步青年从事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在报上发表进步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于1939年1月在萧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萧山、丽水、云和、平阳等国民党统治区，以民教馆、保育院等职业为掩护，坚持党的工作，培养和输送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党组织于1947年初派冠民秘密赴台湾，以加强该岛中共组织的工作。冠民到台湾以后，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先后在基隆民教馆、台中女子中学、台湾省教育厅取得公开职业，一面工作，一面了解当地情况，结交朋友，很快便站住脚跟，使当地党的地下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就在冠民到台湾不久，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特别把“凡到台湾未满半年者”列为逮捕对象，大肆屠杀，被害者的尸体被整车抛到海里，惨无人道。面临一片白色恐怖，冠民凭着多年地下工作丰富的经验和机智的才能，隐蔽在群众中，并保护了一些同志。台中女子中学校长因身份暴露匆匆撤回大陆，他的妻儿都由冠民设法安全转移到基隆。中共华中局联络部上海敌后特遣组派一位共产党员到台湾，到达后即与冠民接上关系。冠民立即向他通报了台湾险恶的形势，并设法帮助他迅速返回大陆。这位同志后来忆及此事，总是激动地说：“若不是王冠民，我继续滞留台湾，难免遭敌毒手。其实王冠民也是刚到台湾的，他叫我赶快离开台湾，却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他对同志的那种深情，决非一般人都有。”

　　同年，冠民根据组织指示，担任中共嘉义市委书记，同时以台南县虎尾镇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

　　二、掩护哥哥

　　1948年2月，嘉义市保育院一位老师(共产党员)的妻子在家乡宁波被敌人追捕，难以立足，冠民同意我陪同她一起去台湾。

　　我到台湾的目的，本来是为照顾远在外地的哥哥，然而却起了我未曾预料的作用。每逢节假日，冠民便带着我一起“走亲访友”，以我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冠民是一位严守党纪的人，他虽然是我的哥哥，却从未向我透露过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位爱国的进步青年，坚持正义，乐于助人。我不责怪冠民当时对我还如此保密，而是深深感到他的一切都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由于我不知道他的这些秘密，所以在陪他接触各方面人事时，内心从不紧张，坦坦荡荡，不露形迹，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我随哥哥在台湾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走东串西，熟悉了那里的一些社会情况和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尤其是岛上政治空气日益紧张，国民党军警林立，特务密布，随时突击搜查。冠民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的方针，加上他的斗争艺术和群众关系，常能化险为夷，为配合我军准备解放台湾收集、提供了大量情报。

　　三、血洒宝岛

　　我于1949年9月离开台湾，但时刻关心着台湾的情况，关心在那里坚持极其艰苦的地下工作的哥哥。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残酷镇压进步力量。面对严峻的形势，冠民的处境日趋险恶，他顽强地维护着党的组织和工作，但关于他的信息却愈来愈少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1953年9月上旬，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破坏，嘉义市委下属的一名党员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冠民，善于隐蔽斗争的哥哥也不幸落入魔掌。不过敌人并未掌握他的任何物证，在对他进行审讯时，冠民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守口如瓶。敌人又把他押到嘉义、台南、新竹等地对质，并以“只要承认是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即可不予追究，并委以重任”等进行引诱，都被他严辞拒绝。敌人无计可施，采用重刑，拔掉了他的十个手指甲。

　　冠民被关押狱中近一年，受尽折磨，但不消极。他先后给同事写出24封信，没有流露丝毫悲观和畏惧情绪，而是对同事们的关心表示感激和安慰。多数内容是请他们购买书籍、纸笔等，用以帮助狱中同犯读书学习，把牢狱变成课堂。他在信中说“短期内恐无法结束”，“趁此机会修补一些工作上所必备的技能”，“一年来大大小小读了百把本书，在我的一生倒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收获”。他还注意锻炼身体，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斗争。

　　1954年7月中旬，敌人决定对冠民下毒手。冠民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7月21日，他以非常平静的心态给同事写了最后一封信，托他们“把寄存的物品如数领回”，以作为向他们的最后告别。8月10日，敌人以“赤匪死不悔改”罪，将冠民杀害于台北保安司令部刑场。事后，台湾各大报纸披露了王冠民被害的消息。冠民的遗体由他的学生收殓火化，并出资保存骨灰。

　　鉴于台湾险恶的环境，“为了保护更多的隐蔽着的王冠民”，大陆有关部门对于冠民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而牺牲的情况未予公开，也未通知家乡的政府和亲属。直到197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51部队政治部才正式发给我们《革命工作人员牺牲证明书》，指出：“王冠民，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任广字一0五部队联络员，团级，三十八岁，一九五四年八月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同年，人民政府追认王冠民为革命烈士。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2001年9月，我和侄子从台湾将哥哥骨灰领回大陆。2002年10月7日，中共东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在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王冠民烈士骨灰安放仪式。我敬爱的哥哥、原中共台湾嘉义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干部王冠民烈士，终于回到故土安息了。

　　王秀兰

　　（作者单位：台州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