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他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喜欢住得那样长。

　　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富豪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泽东同志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宪法起草小组于1954年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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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在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怀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江省委，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桌上除了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他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1921年他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我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又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老家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主席又讲起我改名字的事，他说，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有一半地方搞得像莫干山这样，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那天，莫干山虽然气候还比较凉，但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到山上后，先看了芦花荡、剑池等景点，然后就到山庄别墅——皇后饭店吃午饭，稍作休息，又兴致勃勃地到了塔山、炮台山等主峰观赏山野风光。主席对莫干山的林涛竹海、遍山绿荫，赞叹不已。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诗一首——《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来。

　　主席工作很忙。在杭期间，他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的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稍有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3月中旬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简称农业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此时，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纲要40条时，会议开始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没有叫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要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罗瑞卿同志，对制定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来纲要只有39条，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睛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不好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