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干部悲欢离合都缘于“改名”

　　有人说，小人物，大历史。这种说法，放在王百得身上再恰当不过。说小人物，他农民出身，后来成为炼钢工人，现在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老市委家属院里一位沉默寡言的71岁的退休老人。说大历史，他曾是火箭干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党的“九大”、“十大”的代表，他不但亲历了那段历史，而且34岁以后的命运就与“路线斗争”脱不了干系。一位普通炼钢工人，为何能被卷进政治权利斗争?说到底，是因为“大人物”为他改过名。

　　王百得原名叫王白旦，第一次改名是在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中央委员的王白旦参加议政。主持会议的周总理看见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响应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其实，在这以前，王白旦从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竟然有这样的谐音。

　　王白旦1935年出生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随着全国解放，他先是在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后来因为人机灵，学东西快，作为骨干“支援”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虽是“文革”期间，但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七年，党龄具备了不是炼钢工人也不成。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尽管当党代表本身已是非同寻常的巨大荣誉，但谁也没想到，在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业以钢为纲”的当时，王白旦竟一下子就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成为155名国家最高议政成员之一。

　　人说双喜临门，当时对王白旦来说不仅双喜。王白旦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参加“九大”，做梦也没有想到参加了“九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了中央委员后名字会成为问题，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有不止一个的“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议政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参加了，他听了周总理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于是，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然而，在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虽然“领导一切”，却无法把握政治风云和被政治风云裹挟的自身命运。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称天才”，出了个“华北组二号简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违背九大方针”，而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自然提出陈伯达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给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工人背包袱。”没想到，已成为中央文革后起之秀的江青知道此事后，不容置疑地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上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百得很不情愿，他想：“又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连上，下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当时他还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掀起了一场政治旋风。很快，新的任命书下来了，王百得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厂党委副书记。也巧，在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当地一名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真正是春风得意。

　　过了4年，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的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尽管如此，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王百得还是带头将两个子女送去上山下乡。

　　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家庭袭来。在王百得与全国人民一齐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发现自己被政治斗争推到了一个十分困窘的角落。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王百得被迫停职反省。从1978年起，王百得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不过，审查人员将王百得成为领导阶级后的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可他自己怎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江青给你改名字”。这时，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于淑彦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时，于淑彦的职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副台长降为一个部门主任。

　　一晃近十年，夫妻二人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弃官为民后成为“编外炉长”

　　终于，王百得的问题有了“结论”。经过审查，中共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有关部门对他的职务安排做了两种考虑，请他自己选择：或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而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

　　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委员、市委副书记，于是，工厂给他安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却一回厂就与工人倒开了三班，又当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满炉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面色严峻，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停炉检查。“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修复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这位“顾问”。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道：“如果停炉，小修也要三天，少出十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他迅速组织人员，配好镁砂，一锹、二锹……炉料准确地补在炉体漏处。一分钟、二分钟……在炉前劳动了一个白班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住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两天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该得到重奖，可……”他叹了一口气，悄悄塞给王百得一块枕巾，临了嘱咐：“你可千万别声张。”

　　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也为了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主动与在市里上班的妻子两地分居。牛郎织女的生活，隔断了丈夫、父亲对妻子和对一家老小的及时照顾，从1981年至199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即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也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走完炼钢人生的决心。王百得十五年如一日的行动感动了北钢的党政领导和群众，工厂党委在关于分厂选王百得为“新时期优秀党员”宣传典型的请示报告中批示：“实事求是，可以宣扬。”

　　其实，1989年王百得就临近了他炼钢生涯的终点站——退休。妻子早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挽留他“再留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与他无缘。然而，他说：“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王百得是普通人，他也要过日子；但他又不是普通人，所以他从不以个人利益作为去留选择的必要条件。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如今，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摘自《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