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第一次见面
1973年12月29日,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来到了广州留园7号,正式向许世友报到。但许世友因事外出,从南京军区跟来的马秘书向我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
我俩正聊得兴起,一阵强烈的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一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快速驶进,一个急刹,警卫员下车准备去开车门,但副驾驶座上的许世友已迅速跳下车来。马秘书带着我疾步走上去,向许世友作了介绍。我立正敬礼,许世友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之后我便与操着豫鄂交界一带土话的许世友,进行了第一次很随意很有趣的交谈。
“哪里人啊?”“回首长话,山东烟台人。”“妈巴子的,什么‘回首长话’,跟我讲话不要装斯文。”
一番奚落之后,许世友接着说:“胶东那地方我比你熟悉,打了十几年仗。”许世友随后一口气讲出了胶东地区几十个乡镇及村庄的名字,包括每一处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还讲到在抗战时期,他曾剿灭了24个国民党任命的土司令。许世友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驰骋疆场的峥嵘岁月,眼中充满深情。
正当我紧绷的神经稍感放松时,许世友话锋一转:“什么家庭出身?”“中农。”这次我的回答简单多了。“中农?瞻前顾后,干革命不如贫下中农!”许世友的口气不容置疑,然后又操着一口大别山腔调讲了一段在胶东曾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苞米饼子就咸鱼,吃穿不愁乐悠悠。”许世友意犹未尽,“中农啊,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干那些掉脑袋的事就不积极喽。”
许世友此时似乎意识到了他面前的谈话对象就是出身中农,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我,“当然了,干革命也是离不开中农。”
我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抗战时,我爷爷、我父亲都参加过你领导的民兵,抬担架、埋地雷,还听过你的战前动员呢。”
许世友一听乐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爸爸多大了?”“69岁。”“哦,和我同岁。”许世友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当年他领导胶东军民浴血奋战的许多场景。
“你有多少文化?”
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直白的问话,不禁一愣:“文化不多,高中毕业。”
“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别假谦虚了。”
“多大年纪了?结婚没有?”
这时站在旁边一直默默无语的马秘书抢先回答:“孙洪宪同志26岁了,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已经批准他回去结婚,他服从组织安排,推迟了婚期。”
许世友斜了我一眼:“妈巴子的,年纪轻轻的毛孩子,想什么媳妇!我三十五六岁才结婚呢。”
聊到这,许世友就撇下我和马秘书,不慌不忙上楼了。
许世友选党小组长
广州留园7号,原来是董必武居住的别墅,1973年12月之后,它的主人是许世友。除了开会外出之外,许世友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这里,并且要求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全部生活工作于此。
这个大家庭出奇的团结和睦,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因为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党员,部队政治机关出身的我向马秘书建议成立一个党小组,把组织生活规范起来。于是,1974年3月的一天下午,当得知许司令不外出的消息后,我们决定趁人员整齐赶紧开会。
大家在楼下的大会议室坐好后,开始酝酿党小组长人选,发言也相当热烈。突然,许世友推门而入,大家赶紧起立:“请首长指示!”随后满场鸦雀无声。“什么指示?不懂规矩,党内一律平等嘛!”许世友听说我们要选党小组长,便顺手拉过一张硬板凳坐下,然后目光不停地在所有工作人员身上扫来扫去,“党小组长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一定要选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他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选谁合适呢?”
他的目光首先瞄到了我和马秘书,开口了:“你们两个秘书大人有文化、有知识、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讲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讽刺张春桥的话),你们说,当组长合适吗?”
很多人都忍俊不禁,许世友依然是一脸严肃,突然间就把目光停在笑得尤其灿烂的两个警卫干事身上:“瞧你们两个还笑,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次出去呼天抢地,鸣锣开道,狐假虎威,回去保卫你老婆还差不多。你们当党小组长合不合适?”
这一下,大家实在憋不住,屋内响起断断续续的笑声。许世友不动声色地把目光对准司机:“你们这两位司机大人可真是了不起,驾驶技术相当过硬,加足了油门,那车跑得比牛车还快,那车也很听你们的话,不是上树,就是掉沟。你们自己说,是不是干组长的材料?”
两个保健医生刚想把头低下,许世友的声音已经直接向他们射去:“你们两个可是绝对的医术精湛,给人看病,一蒙二猜,肚子痛擦碘酒,头痛贴膏药。我看你们就不错嘛!”
“还有你们两个大师傅,不仅烹饪技术好,而且厨房的卫生搞得尤其出色,把里面的苍蝇抓起来,充其量也就五六斤吧,你们当小组长怎么样?”大家的笑声还没出口,许世友呼地站了起来,大家顿时安静,等候指示,“你们开会吧,我走了。”说完,推门而出。
大家面面相觑,尔后哄堂大笑,边笑边重复着许世友的话。笑累了,会议才进入选党小组长的正题。 孙洪宪
摘自《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