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岁那年，父亲病逝。我帮母亲拉扯着5个弟妹，日子过得很艰难。由于家境不好，同龄伙伴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而我还是光棍一条。

　　1971年，我已27岁。开春不久，离我家30里地的一户人家托媒上门。这家姑娘的父亲原本在城里教书，后回到了老家。母亲当即应允了这桩婚事。得知说给我的姑娘叫冬秀，长得还挺俊，我在心里偷着乐。

　　跟冬秀见过几回后，我们都很中意对方，家里便忙着为我们张罗婚事。当时正破“四旧”立“四新”，提倡婚事新办，农村也时兴只送蓑衣斗篷给女方。冬秀在城里长大，喝过些墨水，便多要了几样聘礼：一套“毛选”、一套黄军装、四枚毛主席像章和两本《毛主席语录》。我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在接亲的时候奉上。

　　冬秀想要的聘礼，虽然花钱不多，但在当时都是紧俏货，不容易买到。我和母亲煞费苦心，到处求人，母亲还跑到城里的远房表姑家讨要毛主席像章。筹备了一个月，总算弄来了“毛选”、像章和语录，最后只剩下黄军装没着落。一天，我正在村口愁眉苦脸瞎转悠，突然看到铁哥们方林穿着一套崭新的军装从镇上回来。我拉住方林，求他把军装卖给我。方林死活不肯，说这是他在北京当兵的小舅子托人带回来的。我骂方林不够哥们，还可怜兮兮地告诉他弄不到军装我就娶不上媳妇。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方林最后无可奈何地脱下了身上的军装。回家后，他向老婆撒谎，说是打篮球时把军装脱在球场，被人偷走了，结果被老婆揪了几个月的耳朵。

　　结婚那天，我一个人去接冬秀。一到她家，我就献上了“聘礼”，得意地说：“夏冬秀同志，我光荣地完成了你交给的革命任务。”冬秀抿着嘴笑了，风趣地回敬我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唐杜琪是个好同志。”冬秀还对我说，现在提倡男女平等，所以她也回赠我一份“彩礼”——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

　　换上军装后，冬秀跟着我回家。军装非常肥大，但她在腰间扎了根皮带，倒也显得英姿飒爽。一路上，我们轮流背着毛主席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