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密的老战友杨子毅去世，令我哀痛不已。

    我和杨子毅早在抗战初期就相识、相知了。他原是我哥哥的中学同学，比我年长一岁。我们是同年同月（1941年5月）在各自不同的学校里，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学生运动。

    1942年，按照组织指示，我们转学到上海育英中学，建立党支部，开展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校里共有3个党员，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宣传委员。可惜只相处了一个学期，暑假一过，学校就将我们3个党员开除了，理由是“品行不端”。杨子毅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了，我也随时准备撤离，但因交通封锁，未能走成，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别就是6年。

    1948年秋，我从上海到华中党校学习。虽然同在解放区，却无法与老杨取得联系。我们再见面，是在渡江南下急行军到大运河的路上。那是1949年4月的一天，我们党校队伍正在运河边的大路旁行军休息，忽然从后面急急地赶来了另一支队伍，走在队列外领队的居然是杨子毅。实在太意外了，我们都为久别重逢而兴奋不已。奈何，彼此队伍都要赶路行军，准备渡江南下，不容互相多说一句话。老杨一边行军一边向我挥手，大声说：“我们上海再见！”

    我回到上海，忙完接收敌产工作，先参加《青年报》的创刊，不久又被分配到团市委宣传部。我一心挂念老杨，不知他被分配到哪里。一天，我翻阅《浙江日报》，一则“寻人启事”跃入眼中，老杨到了杭州，正在寻找我。太好了，从此我们又恢复了密切交往。不久，我又被调回《青年报》，和老杨一样从事新闻工作，并有一段时间任驻浙江记者，我们之间更有了共同语言，可谓“同志加兄弟，感情深似海。”

    老杨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在任《浙江日报》副总编值夜班期间，每天凌晨下班，上午10点又重新投入紧张工作，撰写社论。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蔑视阿谀奉承，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他把我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时时处处关心我。1957年春，毛主席《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刚在内部传达，他就设法让我去旁听；杭州第一次在西湖边举办“美食节”，他便热情邀请，使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龙井虾仁等正宗杭帮菜；他每次出差到上海，总是要来看望我；我在杭州的二姐、二姐夫去世后，他像慈父般地关爱我的外甥。

    我平生深交的朋友不多，知音更是难觅。杨子毅是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如今，痛失知音，怎不叫我伤心。

    我亲密的老战友——子毅兄，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