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

    十载沐春风

    胡乔木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的。

    对于胡乔木来说，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的最初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再至独当一面工作的时期。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的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在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共理论家、“党内第一支笔”。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晚年由衷地说，他的进步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分不开。对于毛泽东来说，胡乔木这个“学徒”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了得心应手的助手。毛泽东有这样一个管用的助手，真是如虎添翼。不仅大大有助于他领导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整个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大致有三段：一是准备和参加延安整风；二是抗战胜利后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三是1947年4月中旬起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到达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要他独当一面，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的工作和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胡乔木从1941年6月起就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到1946年11月他写的社论收到《胡乔木文集》里的就有56篇。不少社论被传诵一时。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三四十篇。这很不容易，既要有积累，又要有才气。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对胡乔木起草的文稿，毛泽东也没有少花力气。胡乔木的许多手稿上留有毛泽东悉心修改的笔迹。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如：1949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六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通称“六评白皮书”——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这些评论针对这份白皮书而发），可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

    另一个方面是中共党史研究。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参与了六项重要活动。(1)编“党书”。先参加《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接着又参加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的赞许。(2)1941年9月至10月，胡乔木列席了总结、检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列席了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4)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学习、检查。(5)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6)列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有这些，既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又对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作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

    红墙亲风雨

    毛泽东对胡乔木这个人才是很欣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这两大舆论工具，交给胡乔木掌管。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引人瞩目。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庆祝“七一”的报告，用胡乔木名义发表完全是出于毛泽东的安排。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阶段，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换了一副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比较好地结合起来。

    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主要表现在：

    1949年，胡乔木是《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同毛泽东一起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搞了几个月。

    1956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1956年中，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1956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和毛泽东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作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辞：乔木固执。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泽东作出的决断，还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1961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主席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要公布的1959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内疚、自责，加上委屈、苦恼，再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未完待续）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