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是你们将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3年来，是你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你们却像我的亲爷爷……”贫困大学生沈金岳在信中这样写道。

    孩子信中称的“你们”，是绍兴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5位老人，他们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56岁。

    他们是主任汪传昌，副主任姚子源和钟寅生、陈张生、董正志。

    “虽然我们退休了，但我们不想虚度晚年。”汪主任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

    为了女孩上大学，爬县里最高的山

    单戈岭，是绍兴县里最高的山，单戈村就在大山的半山腰。

    单戈村里出了个不简单的女孩子，名叫董冬娟。“8岁撑起一个家”的董冬娟远近闻名。她出生不久，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荒野。董老太将这个可怜的女婴抱回了家，董老太有一个下身瘫痪的儿子，他成了女婴的父亲。董冬娟8岁的时候，就会洗衣、烧饭、照顾亲人。冬娟不仅很会料理家务，而且学习也非常出色。前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丽水学院英语专业。

    当冬娟捧着入学通知书时，她哭了，奶奶80多岁了，爸爸整日需要人照顾，家里根本没钱供她上大学。

    7月底一个炎热的午后，汪传昌得知了董冬娟的事，他激动了，“这么好的女孩，必须让她上大学！”汪老就和县关工委的几位老人火速奔赴冬娟家。“这天，天气十分闷热，但我们顾不上了，车子来到单戈岭脚下，我们爬了很长的山路才来到女孩的家，家徒四壁，一个老太太、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还有就是小冬娟，我们落泪了……冬娟见我们到来，泪流不止，她说‘我奶奶讲，家里只有几十块钱。’”

    怎么办？老人们急了！酷暑夏日，几个老人开始为冬娟的学费到处奔波，寻找热心企业家。半个月后，问题解决了，绍兴县企业家俱乐部等3家单位为冬娟解决了学费。老人们松了一口气。

    5位老人，每人都是一座“桥”

    绍兴市区的沈先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他是一位热心人。有事没事，沈总经常跑到绍兴县关工委汪传昌主任的办公室，进门还没落座，张口就会问：“汪老，有贫困大学生需要帮助吗？”前年，沈总通过汪主任的介绍，找到了支助对象。去年，高考还没开始，沈总又开始往汪主任的办公室跑，“汪老，如果哪个高三学生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我可以资助。”

    绍兴县某集团公司的马总经理已经60多岁，他已资助了8名贫困孩子上大学。老马十分慷慨，他不仅给孩子们学费，而且还给生活费，8名贫困孩子大学里的一切费用都被老马“全包”了。马先生资助8名孩子中的4名就是通过绍兴县关工委联系到的。“我相信关工委的调查工作，他们认为应该资助的，我就全力资助！”

    浙江林学院2001级女生葛利平是绍兴县福全镇新华村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刚上大学时就在绍兴县关工委的牵头下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前年国庆前夕，利平的母亲遭遇车祸，被送进绍兴第二医院抢救。几天的住院治疗，利平一家已经无法承受。利平来到了绍兴县关工委汪主任的办公室求救。汪主任得知后，对大伙说：“这孩子需要帮助，不然她会辍学！”几位老人又开始奔波，女孩家的厄运，老人们的奔走呼号，打动了福全镇富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拿出了14000元送到了医院，葛利平母亲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后最终康复出院。

    几年来，老人们一直在为贫穷的孩子忙碌着，他们顾不得休息。5个老人，每人都是一座“桥”，“桥”的一头是贫困孩子，桥的那头是孩子美丽的梦想。

    微薄的收入，也要献给孩子们

    5名老人的收入并不高，但当孩子们遇到困难时，老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微薄的收入掏出来。

    孙端镇碧波潭村的姚丽是浙江科技学院的学生。姚丽早年丧母，父亲下肢残疾。去年冬季的大雪天，姚丽的父亲一拐一瘸地出门给人家理发，一不小心在雪地里摔倒了，由于伤势很重，老人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到县关工委老人们的耳朵里，老人们一起掏钱凑了1000元，冒着风雪将钱送到了姚丽的家中。

    柯桥贫困大学生胡凤琴就读于重庆交通学院，一次，她在给钟寅生老伯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大学位于重庆郊区，读书半年多了，我还没到市区玩过，周末很多同学们往市区跑，而我只好守在寝室里，我真的很孤独。”钟老很快给胡凤琴回信，嘱咐她：“千万别有自卑感，除了努力学习，适当的时候，也要出去散散心。”随后，钟老给胡风琴寄去了100元，让她有空去重庆市区玩玩。

    今年春节前夕，一名贫困大学生来到钟老的家里玩，孩子无意中说“我爷爷80多岁，整天还在外面拾垃圾赚钱，昨天得病了。”听完孩子的话，钟老立即让孩子带着去了他的家，并掏出口袋里的钱，给孩子的爷爷治病。

    600封来信，封封情深，读信回信成了老人们的享受

    在绍兴县关工委办公室，有个柜子放满了档案袋。“一名学生一个档案袋，袋里装着学生们的资料和来信。”老人们说：“95个档案袋里装着将近600多封信，读着他们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大学的成长轨迹，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陈张生老人说：“关爱是必须的，有时也要写信批评他们。一次，有个孩子给我们写信，说在大学里经常到外面去上网聊天，我就多次写信叮嘱他不要乱花钱。有个孩子想买小灵通，我就写信让他别买，大学寝室里装了电话，买小灵通没有必要。后来，这两个孩子都听了我们的话。”

    葛利平在一封信里深情地对老人说：“福全有属于我的家，而在市区，你们是我的亲人，如今，我离开了家，也离开了你们，来到了浙江林学院，但我每时每刻感觉到你们就在我的身旁。”

    让老人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孩子都挺有出息，他们中成绩好的在北京大学，还有不少在浙江大学、哈工大，95名孩子在全国55所大学里读书。他们常常给老人写信。读信回信成了老人们幸福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