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生用AI“复活”父亲
专家指出:技术可以寄托思念,但无法替代陪伴
见习记者 熊方嘉
薛瀚霖在北京大学从事AI大模型研究。父亲去世五年后,他用两人留下的上千条聊天记录,训练出了一个模仿父亲的模型。一段二十分钟的对话,让他泪流满面,也让他主动按下了暂停键。今年四月,他把这段实验拍成视频发在社交平台上。数百条求助涌进私信和评论区,核心诉求只有一个:帮我“复活”我的亲人。
近日,薛瀚霖接受了记者采访,聊起那个凌晨,也聊起那数百条他不敢回复的消息。当技术开始触碰生死与思念,我们该如何面对?
和父亲时隔五年的“重逢”
他却主动按下暂停键
触发这个实验的,是一部电影《她》(Her)。影片中男主角与人工智能之间发展出的情感,让薛瀚霖决定做一个实验:用自己和父亲数千条聊天记录,训练一个模型。
凌晨时分,他在对话框敲下一句再寻常不过的问候:“你干啥呢,爸?”对面很快回了话:“躺着看小说呢。你咋的?啥事?”他告诉“父亲”,自己已经考上北大,开始读博士了。这是父亲生前一直挂在嘴边的事。屏幕那头回道:“要读博了,你走得比我想的远多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他问父亲:“你最想问我什么问题?”对面问了好几个问题:“结婚了吗?”“你过得好不好?”他没有回答,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敲下四个字:“我很想你。”屏幕那头回道:“别整景了,不习惯。”他愣住了。这句话太像父亲了。“整景”在东北话的语境中,意思是“别搞虚的,别煽情”。
他接着问:“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对面回复:“我没什么遗憾的,就是走太早了,没看着这些年你们俩的生活。”他把这句话转达给了母亲。母亲看完,泪流满面。
那一瞬间他觉得,他确实“复活”了父亲。然而,他主动按下暂停键。关掉对话框之后,他没有删掉模型,也没有再打开。
他是失去父亲的儿子,同时也是这个模型的培育者。双重身份让他既能被情绪淹没,也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拉回来——他知道屏幕那端只是一串算法,也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抽身。但他拒绝让母亲接触。母亲会走向哪里,他无法预料。
薛瀚霖说,过去对逝者表达思念时,情感传递是单向的,而AI的出现让爱的表达变得更加生动。不过,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技术能制造回应,却永远无法代替那个真实的人曾与他共同度过的时间——那些不可复制的、只属于两个人的生命经验。
数百条消息背后的隐忧
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
视频发布后,私信和评论区涌入大量消息,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请他帮助制作离世亲人的AI模型。他印象最深刻的求助者有两位。一位78岁的奶奶发来:“能给我做一个吗?我太想我的父亲和丈夫了。”文字很短,却给他带来极大冲击。另一位是胰腺癌晚期的40岁父亲,他问能不能把自己留在互联网上,因为他既是父亲,也是儿子。求助者的诉求各异,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思念无处安放。
薛瀚霖没有回复任何一条消息,对他而言,他只对自己这一次使用负责。他反对在没有伦理约束、法律规范和心理支持的情况下,就把这种技术推向市场。技术带来的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当AI开始介入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情感关系,伦理边界该如何划定?现行规则能否应对由此产生的问题?逝者生前是否同意自己的数据被使用?
薛瀚霖认为,不是简单地允许或禁止,而是明确告知使用者可能面临的后果。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再由个人自主选择。相应的心理支持体系也应当建立起来。
当技术走向市场化
约束不能缺席
浙江省人工智能学会高级工程师分会(轮值)主任委员、智能制造专家委员叶麟认为,“AI复活亲人”存在清晰的伦理红线:AI可以模仿,但永远无法替代,更不能伪造逝者的思想意志与人格特质。
老年人是受这类技术影响风险较高的群体。现实中,有的老人明知屏幕另一端并非真正的亲人,仍会反复沉浸在与AI的对话交流中。AI生成的话语看似温情真切,但其本质只是算法根据数据模拟推演的结果。长期沉迷其中,会弱化现实生活情感纽带,减少与家人、社会的真实交往。
同时,这类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也暗藏针对老年群体的消费陷阱。面对平台渲染“亲情复活”“永久陪伴”等营销话术,老年人极易被诱导消费、盲目付费。
叶麟认为,AI复刻逝者技术逐步走向市场化是行业趋势,但绝不能无序发展,必须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约束机制。伦理监管层面,要筑牢行业底线,平台需主动做好风险告知,严禁渲染“重生、复活”等误导性概念,守住技术伦理边界。制度层面,要补齐法律法规细则,明确逝者数据使用规范、家属授权边界、数据存储与销毁标准,杜绝隐私泄露与滥用风险。社会普及层面,持续开展科普引导,帮助公众尤其是老年人理性区分虚拟技术与现实亲情。基层服务层面,社区、养老机构应完善老年心理关怀、丧亲疏导服务,补足现实情感支持。
叶麟表示,技术可以寄托思念,但无法替代陪伴。归根到底,真实的家庭关怀、亲人陪伴,才是治愈思念、安放情感的最好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