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考进县北关中学，开始了住校的日子。开学那天，母亲把30斤粮票和15块钱塞进我书包，再三叮嘱：“仔细着花，够一个月。”

　　我用粮票和钱换成学校的饭票和菜票：红票买细粮，蓝票买粗粮，黄票买菜。早饭二两稀粥加一个窝头，用蓝票；午饭四两米饭，用红票，再加5分钱菜票买一份炒白菜；晚饭三两馒头，就着从家带来的咸菜疙瘩。一天正好一斤粮，月底若剩几张票，就能换碗免费的“菜底子”，大师傅把卖剩的菜汤浇在米饭上，那便是奢侈了。

　　最盼周三中午，食堂卖红烧肉，5毛钱一份，要额外加菜票。为了这一份肉，我每周得从晚饭里省出半个馒头，连续饿3天。终于端着搪瓷碗排到窗口，大师傅勺子一抖，3块油亮的肉块落在米饭上，酱汁渗进米粒，香得人发晕。同宿舍8个人围坐，每人只舍得夹一小口，剩下的肉汁拌饭，连碗底都舔干净。

　　如今外甥女上大学，每月给2000块还嫌不够，我跟她讲起红烧肉的事，她笑：“那多苦啊。”我不是怀念匮乏，是怀念那种把日子过出斤两的认真劲儿。 冯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