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把八月烤得“滋滋”响时，我又在巷口的老槐树下看见了十八岁的自己。白衬衫沾着汗渍，蓝布裤的膝盖处磨出毛边，手里攥着张揉皱的冰棍纸，像攥着整个夏天的慌张。

　　1994年的高考放榜日，比预报的暴雨来得更早。前桌的阿明没敢自己去学校查分，让他妹妹代跑一趟。我蹲在他家窗台下，听见屋里传来急促的喘气声。他妹妹举着张打印纸，声音比蚊子还轻：“哥，文史类线差了十二分。”屋里的喘气声戛然而止，紧接着是搪瓷缸摔在地上的脆响。我悄悄退开，青石板路上的水渍映着我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像没考好的试卷。

　　第二天去学校领档案，远远就看见数学老师站在公告栏前。我没敢问分数，他却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去财务室交准考证，你的档案袋，我帮你留着了。”那笑容里的温度，比盛夏的日头更烫人。我忽然想起最后一堂数学课，他在黑板上写“山高路远，各自珍重”。

　　那个暑假，我成了巷口小卖部的“冰棍专员”。正午的日头最毒时，我推着自行车穿街走巷，车筐里的冰棍纸被晒得发脆。有回遇见阿明，我递给他根绿豆冰，他忽然说：“我去复读班报了名。”冰水滴在他手背上，眼里像落了点光。

　　攒学费的日子像数冰棍签，慢慢堆成小山。傍晚收摊时，我总爱在小卖部的铁盒里数硬币，五角的、一元的，叮叮当当地碰撞，像在唱支不成调的歌。

　　后来我常常想，十八岁的夏天到底教会了我什么？不是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也不是攒够学费时的狂喜。是看见阿明躲在房间里喘气时，懂得了成长里总有躲不开的慌张；是读懂数学老师笑容里的深意时，明白了有人会在暗处为你托底；是推着冰棍车走在烈日下时，悟透了所有的光芒，都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光源。

　　张凤仁